上、抗诉案件移送的时间，即一审案件提出上、抗诉到二审法院立案这段时间，既不属于一审的审限，也不归入二审的审限，亦没有纳入审判管理流程，但其时间长短却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同一案件在一审审理结束之后至二审立案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如何进行及时移送，既没有被相关程序立法所涉及，也没有被相关审判管理制度所关注，很容易成为案件流程管理中的一个漏洞。虽然诉讼法对上、抗诉案件抗诉状、上诉状和答辩状的送达以及案卷移送的时间等都作了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抗诉状、上诉状、答辩状未按规定及时送达以及上诉案件的案卷未按规定及时移送等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种种原因，一、二审程序衔接中产生的诉讼材料超时送达与诉讼案卷超时移送等问题严重影响案件处理的效果，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和实现，并增加当事人的诉累，造成当事人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如何提高案件移转的效率，进而提高法院司法权威？笔者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实际工作体会，认为应当重点着手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移送管理


负责案件卷宗移送与接收的部门，以及各审判庭与法庭的全体干警要从观念上进行转变，不仅要重视案件处理的公正效果，同时也要重视案件移送中的效率价值，不仅要继续狠抓案件审理质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提高案件移转效率对于当事人司法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双重重要意义。对此，法院应当多层次、全方位的加强移送管理，在全院范围提倡案件移送的及时高效，相关领导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对具体承办人员进行引导和监督，并且探索建立案件移送迟延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是要加强培训交流，提高队伍素质


为提高上诉案件移送的效率，需要对一线的承办人与书记员进行全面培训，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当包括：


第一，工作意识的培养。通过培训，应当使得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员提高对案件处理的效率价值的认识，将为当事人负责的精神与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第二，业务技能的学习。与上诉案件移送相关的手续如何办理，往往是口耳相传。一些新书记员对此不熟悉，常常出现遗漏材料或者忘记点击网上移送等问题。因此，很有必要针对一线办案人员中尤其是新入职的书记员对上诉移送中的相关手续办理进行培训。


第三，业务素质的提高。针对上诉卷宗整理与移送中的常见问题进行剖析，推广先进经验。对于一些工作年限较短、缺少经验的书记员，引导其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如何正确对待个别拖延时间的当事人等等。


三是要加强考核通报，做好监督管理


目前上诉案件的移送并没有纳入审限管理，也没有与相关业务水平考核与案件质量评价相挂钩，缺乏监督与制约机制。因此，应当要把案件上诉移送管理流程纳入审判质量效率管理体系加以考核。具体考核对象与每个时间节点的责任主体相对应。考核指标包括为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副本、送达答辩状、缓减免交申请和移送案件卷宗材料所用的全部时间。考核主体为一审法院的综合审判管理部门、监察部门或者二审法院的立案部门。


考核部门应当对每季度上诉案件移送工作的考核情况进行通报，重点通报卷宗材料不全和未按规定超期移送的上诉案件和一审法院承办人，从而督促一审法院承办人和书记员严格按照规定期限及时办理上诉移送事宜。对违反相关规定迟延送达或者迟延移送的，除通报批评外，情节严重的，报监察部门等有关部门追究承办人和书记员的违法责任。


对于二审法院来说，也应当加强对接收与退回上诉案件卷宗的管理与监督。二审法院立案庭在收到基层法院移送的上诉案件卷宗后，经查对有关材料齐备的，应当在五日内完成立案；如果上诉材料有遗漏或者有错误，应当在五日内向一审法院发退卷函通知补充相关材料。未在上述时间及时处理移送的上诉案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每月将有关情况上报庭长和分管副院长。庭长和分管副院长负责对二审立案时间进行监督，发现问题时及时督促相关承办人员改正并采取补救措施。立案庭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卷宗于立案登记的三日内移交有关审判庭。超期移送的，应当向庭长、分管副院长和有关审判庭说明情况和原因。目前的立案管理系统可以将立案时间前调，因此，将立案后及时移送审判庭这一环节纳入监管非常有必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督促立案庭尽早审查，防止故意拖延审查登记并倒点日期的情况。


对于上诉案件的移送进行管理和监督，可以充分利用法院内部的计算机网络。可以以上诉案件移送的五个结点为框架，在卷宗移送的同时，进行网上移送和交接，每一步交接都要将时间点等必要信息录入。这样，就可以将上诉案件移送进行数字化管理与监督，便于统计分析、检查通报、考核评价等工作的进行，也为进一步调研分析和工作改进提供数据材料。


四是要加强联动，推进“无缝衔接”


对于上、抗诉案件而言，案件的移转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法院内部各部门以及法院与检察院、看守所、监狱等各机关之间的多项工作，单靠一家之力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建立法院内部各部门以及法院与外部各机关之间案件移转工作的联动机制，实现案件移转工作的“无缝衔接”，才是提高案件移转效率的应然选择。因此，从法院自身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内部各部门之间审判流程、案件移转流程管理；从法院外部来说，要在不断加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沟通，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各单位之间有关案件移转的联动规则，用程序保证效率，推动案件移转效率的提高。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我国台湾地区“公共设施保留地”中的建筑管制——兼谈我国规划法上的违法建筑管辖

刘建昆


　　我国《城乡规划法》实施规划许可制度，通过规划许可制度（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控制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实施对违法建设行为的管制。《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六十六条分别规定了违法建筑的行政处理、乡村违法建筑的管辖、临时建筑违法的行政处理。

　　但是，实际上，规划控制和规划许可管制不过是建筑物管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多环节的间接的管制。当法律上对特定的区域的违法建筑有明确的行政处理规定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法律的规定而不是规划管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在《公路法》和《水法》上都存在“预定的公物”，那么在城市建设领域是否也有共同的制度？我国现行立法上似乎没有类似的规定，因为长期以来，规划行政部门与城市建设行政部门、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在主体上和合一的。实际上，在我国台湾地区，有一种“公共设施保留地”，被规划为“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地块，实施建设管制。这种建设管制，在学理上应大部分属于“预定的公物”的管制，因而属于公物警察权的特别保护，限制所有权人的使用行为。

　　台湾地区的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是经过都市计画保留做为道路、公园、绿地、广场、学校、机关、体育场等专案使用，系根据人口及产业分布，并预测未来二十五年的发展需要，选择适当的地点所预先划设的。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私有的，都市计画公布实施后，就受到使用管制。《都市计画法》第四十二条：“都市计画地区范围内，应视实际情况，分别设置左列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公园、绿地、广场、儿童游乐场、民用航空站、停车场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二、学校、社教机关、体育场所、市场、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用地。三、上下水道、邮政、电信、变电所及其他公用事业用地。四、本章规定之其他公共设施用地。”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公共设施”绝大部分属于行政法上的公物。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公营造物”（相当于事业单位）或者民营化的公共事业，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公营造物也属于广义的公物。

　　经指定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有使用限制，不得为妨碍其制定目的的使用，如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但可以修建临时建筑。《都市计画法》第五十一条：“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设施保留地，不得为妨碍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继续为原来之使用或改为妨碍目的较轻之使用。”第五十条：“公共设施保留地在未取得前，得申请为临时建筑使用。”《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办法》第四条规定：“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不得妨碍既成巷路之通行，邻近之土地使用分区及其他法令规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筑事项，并以左列建筑使用为限：一　临时建筑权利人之自用住宅。二　菇寮、花棚、养鱼池及其他供农业使用之建筑物。三　小型游泳池、运动设施及其他供社区游憩使用之建筑物。四　幼稚园、托儿所、简易汽车驾驶训练场。五　临时摊贩集中场。六　停车场及其他交通服务设施使用之建筑物。七　其他依都市计划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得使用之建筑物。前项建筑使用细目、建蔽率及最大建筑面积限制，由直辖市、县 (市) 政府依当地情形及公共设施兴辟计划订定之。”地方规章据此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如“台南县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管制要点”规定：临时建筑权利人自用之住宅，菇寮，花棚等，建蔽率（建筑物在基地上的最大投影面积与基地面积的比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不得超过300平方米。

　　《都市计画法》规定“前项临时建筑之权利人，经地方政府通知开辟公共设施并限期拆除回复原状时，应自行无条件拆除；其不自行拆除者，予以强制拆除。”《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办法》规定“其所需雇工拆除费用，由临时建筑权利人负担。”对当事人违反“公共设施保留地”实施禁建、临时建筑许可、超限等方面规定，《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擅自变更使用处理原则》规定“其有擅自变更使用者，应限期恢回原状，逾期不为恢复原状，依行政执行法执行之。但变更使用有建造行为而形成为建筑物者，依《违章建筑处理办法》执行之。”

　　综上，在城市建设领域“预定的公物”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台湾地区在“公共设施保留地”实施建筑管制之外，尚有规划区的全面建筑管制、基于土地功能分区的建筑管制、旧城改造中的建筑管制等制度。根据我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城市管理部门在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执行部分或者全部的城市规划执法，这种模糊的“相对集中”很不科学。如实务上确有将规划执法同城管执法区别的必要，立法中应作出更为明确的职权划分，即建立“预定的公物”管制制度，规定城管针对道路、绿化等方面“预定的公物”实施建筑管制执法，这样才比较合乎公物法上“公物警察权”的学理。

二○○九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