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1年4月间，被告人黄某指使被告人杨某、张某多次对被告人姚某负责的工地进行滋扰导致工地施工无法正常进行。4月28日下午，工地再次遭杨某、张某等人的阻挠，姚某遂纠集人员于次日上午至工地“站场子”。4月29日上午，被告人黄某指使杨某、张某二人纠集二十多人前往工地，结果双方发生互殴。在此过程中，张某驾驶其所用的轿车撞向对方，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


【分歧】


本案对张某在聚众斗殴过程中的转化定罪没有争议。关键是张某驾车撞击对方的行为，在转化定罪前是否构成持械聚众斗殴，也就是汽车能否作为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


【评析】


运用单纯的文义解释，确实不能将汽车归于“械”的语境。《现代汉语词典》中“械”有三种解释：器械、武器以及枷和镣铐之类的刑具。按照人们通常的生活理解，械也是指刀具、棍棒、枪支等一类的器械或武器。但笔者认为，汽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进行考量。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实践中对“械”已经作了一定的扩大解释。全国人大法工委编纂的《刑法释义》中解释“持械聚众斗殴主要是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种枪支武器进行斗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将“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解释为“治安管制刀具以及枪支、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刑法释义》中的“主要”二字及《意见》中的“等”用意应该是一致的，“械”并不局限于罗列的三种工具，可以作等外解释。司法实践中，很多聚众斗殴案件中行为人手持足以致人伤亡的啤酒瓶、砖头、石块等都认定为持械，这些原本性质上不属于伤人工具的物品等都因为行为人的使用而功能上发生了转化，成为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也成为了刑法意义上的“械”。


2．汽车在一定条件下的物体属性可以使之转化为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首先，汽车具有坚硬的物理属性，其材质足以让人感知，高速运行时足以让人产生威慑和恐慌。其次，当汽车处于一定速度时撞击人体必定具有伤害性，极易造成严重的损伤后果。再次，汽车由人的意志操纵，其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可以由人来掌握，具有人为的掌控性。因此，当行为人在斗殴中控制、驾驶车辆撞击对方时，汽车的物体属性也随之成为与一般意义上的“械”一样可以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3．把斗殴中撞人所用的汽车作为“械”来考量并非类推。首先，当汽车在斗殴中使用并撞击对方时，已经成为意在致人伤亡的工具，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没有超出“械”本身同样作为伤人工具而可能包含的意思。其次，这样的理解符合“预测的可能性”，即没有超出一般人对刑法的预测，就是没有将本应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解释为犯罪，或者将不应该加重处罚的行为加重处罚。再次，不能将对语境的灵活填充轻易地归结为类推。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刑法解释的僵化、机械，相反应当允许刑法体系适度的开放，因为法律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创造性的，这是由不断变化的法律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完全可以用对生活事实的理解去挖掘刑法词语背后的含义。


4．从刑法的保护性机能看。刑法的保护性机能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刑法设置持械聚众斗殴为加重情节的目的在于惩处和警示在斗殴中使用工具的行为人。当汽车在斗殴中以一定的状态（包括速度、方向）作为工具使用时，其对人体生命、健康的威胁程度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刀具、棍棒等相差无几。这种情况同样需要刑法的保护性机能的发挥。反之，假设本案中没有致人死亡，仅有轻伤，而不认定持械聚众斗殴，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综上，笔者认为在犯罪形式多样化的情势下，不应局限于本身先入为主地对“械”的文字化理解，应当挖掘文字本身的生命力，在兼顾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职业化的界定

杨亚新


　　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