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1995年7月28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5年8月1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1995年9月11日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9月25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14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春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根据2004年6月30日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加速森林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培育、保护、经营、采伐、管理等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森林资源系指森林、林木、林地及林区内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森林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林木包括乔木、灌木；林地包括郁闭度0．3以上的乔木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的宜林地。
第四条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科技兴林，普及林业科学技术知识，鼓励林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创造，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的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县（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城区内由区人民政府指定负责林业工作的部门，按其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检查监督。乡级林业工作站在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的具体管理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绿化及有关管理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地方林业发展基金制度。
地方林业发展基金由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对林业的投资、森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育林费、国有森林资源资产转让金、造林绿化专项基金、恢复森林资源专项资金、森林植物检疫费、林业建设保护费，以及其它途径筹集和收入的资金组成。
地方林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是：培育林木良种和造林、森林保护支出、林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林业科研、技术推广、宣传教育、林业综合开发和多种经营等。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发展基金使用的管理。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发展基金的监督和审计。
第八条森林资源管理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森林资源的消长作为考核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依据。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以及森林资源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植树造林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
制定植树造林规划时，必须兼顾森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倡发展生态经济林业。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植树造林提供指导和服务。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一定数量的农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投入植树造林。
第十一条国家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使用管理单位负责植树造林；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植树造林。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有关主管部门因地制宜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不能完成植树造林任务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限期绿化任务书。限期内不能完成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其他单位造林。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未完成绿化任务的单位承担。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各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宜林荒地、荒滩、荒坡、荒沟上植树造林，其林权归造林者所有。
第十二条植树造林应当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行科学造林，做到因地种植、精心栽培、适时抚育、合理密度、加强保护。当年造林成活率和3年后保存率应当分别达到85%和80%以上。
第三章森林资源保护
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各森林经营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应当订立护林公约，配备专职护林员，组织群众护林，落实管护责任制。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宣传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巡护森林、预防火灾、报告火情、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农村专职护林员由乡级人民政府提名，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县级人民政府委任，并颁发证书，佩带标志。护林员要与乡级人民政府签订责任状。护林员的报酬由乡或者村林业收入中支付，林业收入不足或者暂无收入的，由当地乡级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四条各级林业公安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林区社会治安，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
第十五条每年的3月1日至6月15日、9月10日至11月30日为森林防火期，其中4月1日至5月15日、9月25日至10月31日为森林防火戒严期。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非生产用火，确需野外生产用火的，应当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森林防火戒严期内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进入林区人员应当办理《入山证》。防火检查人员有权对进入林区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有权扣留不准携带的火种，有权制止无证人员入山，任何人不得拒绝检查。
第十六条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单位领导负责制。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管领导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每年都要与其上级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明确森林防火责任。
林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森林防火包保责任制。
在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派遣专业扑火队伍进驻重点林区。各林业经营单位及各驻林区单位也要组织相应扑火队伍。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安排一定的森林防火经费，用于森林防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防火奖励制度，奖励森林防火有功人员。市人民政府每2年奖励一次，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奖励一次。
第十八条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森林病虫鼠害显露期，对受害的面积、损失程度进行实测查核，并组织除治。
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负责对所经营的森林进行病虫鼠害防治。对发生森林病虫鼠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森林病虫害防治站下达《限期除治通知书》，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的，下达《代为除治通知书》，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代为除治，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由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十九条森林病虫鼠害防治费用，由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负担。发生大面积暴发性或者危险性的森林病虫鼠害，森林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确实无力负担全部防治费用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助。
第二十条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规定林木和种苗的检疫对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对林木和种苗进行检疫。
禁止使用带有危险性森林病虫的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育苗或者造林。
第二十一条严禁滥砍、盗伐及哄抢林木。
严禁在封山育林区或者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区内从事打柴、放牧以及其它毁林行为。
进行林木更新和封山育林时，当地人民政府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放牧采草办法。
第二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护林区内野生动植物。禁止非法猎捕、采集、出售、收购、携带、运输国家和省规定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四章林权、林地管理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林木、林地登记造册，发放林权证书。对国有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者核发《林权证》；对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或者个人所有的森林、林木及使用的林地核发《林权执照》；对其他组织所有的森林、林木核发《团体林权证》。
林权证书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四条依法享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森林资源的义务。
第二十五条发生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可以向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申请调解处理。对调解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未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或者在争议区域进行其它生产经营活动。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后，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禁止侵占、乱占、非法转让林地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禁止擅自在林地内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矿等破坏林地行为。
第二十七条非林业生产建设项目符合国家行政划拨方式使用国有林地的，实行占用制度；不符合国家行政划拨方式使用国有林地的，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使用集体林地的，实行征用制度。
需要使用林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按照法定审批权限报人民政府批准。使用林地面积067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067公顷以上1334公顷以下的，由市人民政府审批。
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林地，应当根据总体设计一次性申请批准。
第二十八条用地单位在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林地申请时，必须提供下列文件：
（一）用地单位的申请报告；
（二）所使用林地的权属凭证；
（三）使用林地项目设计书及交纳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安置补助费协议书，采伐林木的，还应当有采伐林木申请和采伐林木设计书；
（四）占用、征用林地的，还应当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批准文件。
第二十九条经批准使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支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安置补助费。
前款规定的四项费用，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其中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上缴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40%。
林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的补偿标准，按照吉林省有关规定执行。森林植被恢复费除了采伐迹地、火烧迹地外，按照被使用林地整地、造林、培育（包括森林防火、病虫鼠害防治、林地垦复、林木抚育等）全过程的重置价格缴纳。安置补助费根据使用林地范围内需要安置的人员数、对每个需要安置人口按照当地中等耕地单位面积平均年产值的2倍以上4倍以下补偿。
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使用林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林木的补偿费付给个人外，统由原林地、林木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单位用于造林，发展林业生产和安置补助，不得挪作他用；森林植被恢复费用于森林植被的恢复和管护。
第三十条使用林地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数量、范围和用途使用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需要拆除林地上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建筑的，必须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一条经批准使用的林地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收回林地使用权，交原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用于植树造林：
（一）用地单位撤销或者迁移的；
（二）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2年未使用的；
（三）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
（四）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第三十二条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林地所有者签订临时用地协议。
临时用地单位应当向林地所有者补偿实际损失。同时还应当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纳林地复垦抵押金，其标准按照森林植被恢复费标准执行。用地期限届满后，林地复垦合格的，退还复垦抵押金。
临时使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2年。
第三十三条森林公园、防护林、母树林、林木种子园各林业科研用地，不得占用、征用。因特殊需要使用的，必须征得原批准机关同意，并按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五章森林经营与采伐
第三十四条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森林资源清查，健全资源档案。
国有林场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森林采伐必须执行国家下达的森林采伐限额。采伐限额只限当年使用，不得结转下年。
滥砍、盗伐的林木应当按其数量扣减发生地当年或者下年森林采伐限额。
第三十六条森林采伐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市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向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报；县（市）、区所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向乡级林业工作站申报；其它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向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申报的内容包括采伐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采伐方式和更新措施；
（二）采伐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采伐单位进行伐区设计。设计内容包括设计说明书、采伐位置图、树种、材种出材量表、采伐的收支概算及更新造林设计等；
（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采伐设计后，经实地考察合格者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采伐许可证；
（四）采伐期间为每年的11月1日至翌年的3月31日。非采伐期，除特殊情况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外，均不得采伐。森林采伐要由专业采伐队进行。专业采伐队可以由县级为单位组建。也可以由几个乡（镇）联合组建；
（五）采伐结束后，由批准采伐的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者由批准采伐部门发给验收合格证，方可处理木材。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农民庭院零星采伐的树木。
第三十七条采伐林木的单位必须遵守森林采伐有关规定。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第三十八条凡采伐的木材，一律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盖统一制发的检木号印。
第六章木材运输与经营管理
第三十九条运输木材必须持有木材起运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明和木材检疫部门核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运往省外木材，必须凭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介绍信到省林业主管部门办理木材运输证明和植物检疫证书。
第四十条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和配备的流动木材检查员负责木材运输检查。木材检查员可以进入车站货场和木材市场进行检查，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木材检查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佩带标志，并向被检查人员出示有关证件。
第四十一条经营、加工木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当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严禁私收滥购。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和个人的经营活动应当定期进行检查。
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和个人经营、加工的木材，必须具有合法的木材运输证明、植物检疫证书。经营、加工农村林木生产者和农民自产的木材，必须具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当地林业工作站证明。上述证件应当妥善保存，以备检查。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植。逾期不补植的，限期交纳补植费，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植。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森林防火期违反规定用火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规定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的，责令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并处以50元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造成蔓延成灾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除治、赔偿损失，并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除治、赔偿损失，并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盗伐林木不足1立方米，幼树不足50株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追缴盗伐的林木或其变卖所得，责令其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并处以盗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滥伐林木不足5立方米，幼树不足250株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林木，并处以滥伐林木价值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毁坏经济林，价值不足500元的，责令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并处以相当于经济损失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凡哄抢国家、集体、个人的林木，比照盗伐林木处罚标准从严惩处。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树木株数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退还非法占用的林地，限期拆除在该林地上的建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并处以每平方米10元以上15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擅自拆除林地上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建筑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限期归还原物或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对直接责任者，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按采伐作业要求施工的单位，由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收缴采伐许可证，中止其采伐，直到纠正为止；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再发给采伐许可证，直到完成更新造林任务为止，情节严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完成更新造林的单位处以相当于更新造林费用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扣留，限期补办运输证明，逾期不补办运输证明，又无正当理由的，没收所运输的全部木材，对货主和承运无木材运输证明或者植物检疫证书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止经营、加工该木材。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的，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的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证书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5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责令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拒绝、阻碍林业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林业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条本条例由长春市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长春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民事诉讼模式之转型
秦 永(经济政法学院九九级B班107号)
指导教师：张 云 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为契机，讨论了理想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我国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在诉讼实践中的困境，指出理想的民诉模式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追求的新型诉讼模式。本文结合《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从当事人权利自主和法官职权规范化两个角度，分析了《规定》体现的正是理想诉讼模式的精神要求，它的出台施行预示着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正向理想的新型民诉模式转变。
关键词：民事诉讼理论 诉讼模式 证据规则 转型
引 言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任何公正的司法裁判都离不开充分的证据的支持。它是认定争议事实，分配争议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的关键。而与证据相关的一些诉讼规则的确定，实质上就成为了主导诉讼推进模式的核心游戏规则。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施行，正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核心游戏规则的变革之举，它的施行必将使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发生极大的改变，并建立起一套以司法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追求，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民诉模式。同时，这种转变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对当事人诉讼心理、法官角色转变、法院配套改革及公众认可接纳度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冲击；而对于引导这一变革的方式的合法性，似亦值得商榷。
一、 理想民事诉讼模式构建与证据规则
民事诉讼活动解决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的争议（即当事人之间私权的争议）是发起民事诉讼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民事诉讼活动可以看作是民事主体私权的延伸，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民事诉讼仅看作是维护当事人“私益”的手段，当民事争议进入诉讼阶段后，必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所争议的实体权利无法达成共识，且依彼此间桌面下的沟通与协调已不能排除这种分歧，化解矛盾，故方求之于国家公权力。争议突破当事人之间私力协调的解决机制后，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成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消弥口，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行为的目的便不仅是为了通过查明事实而确认彼此间的权利主张以息讼止争，同时还负有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稳定的法律关系重归秩序状态，并通过这一途径最大化的避免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直观的结果引导人们自觉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化，进而避免可能的损失，在社会上营造出公正与秩序的运行状态。这也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民事司法的公益性”。1
法官作为当事人之外的一个负有特殊社会使命的第三人，就必须通过一套诉讼运行模式来认清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并以司法文件——具有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案——的形式使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对权利的主张或是对义务的驳斥，还是法官认定争议事实，明确责任负担并作出裁判，离了充分的证据材料的佐证，任何一方的公正诉求都不会得到实现。正如引言中所说，证据制度就是诉讼运行模式中的核心“游戏规则”。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的证据制度的构建。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并不是那种不可捉摸、难以实现的凭空臆想，而是符号民事诉讼自身特点，兼备公平正义与简便迅捷（效率）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诉讼模式构建。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延伸，从一个个具体的民诉个案来看，诉讼结果的最终承受者只能是当事人，作为“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理所应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所应受的尊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处分理应得到充分的保障；但从民事诉讼的公益性看，一个具体个案的裁判，其结果又不仅只及于当事人，而是产生了司法的外部效应：它影响到了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坚持，对司法权威的态度，甚至是民事行为中对当规避行为的预期等。但公益性的实现又有赖于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私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故，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就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的新型诉讼模式。因此如何构建有利于具体个案当事人“私益”得到公正合理分配的证据规则，也就成为了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内容了。
在证据规则的构建中，又以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时限的规定、质证如何进行及法官审核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如何确定、证据与法官裁判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为重。其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及其分配原则、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标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官在诉讼中的不同角色扮演，也是产生诉讼模式之间差异的一个根源。关于它们在我国民诉模式转型中的意义，后文将另行论述。
二、法官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
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严格来说，应当从1982年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开始，在该法第56条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这一规定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明确了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我们姑且不论关于当事人举证的性质），在另一方面又确立了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性角色——法官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成为其法定的职责。民事诉讼活动在这里就演变为一种法官的纯职权行为，而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当然主体的当事人，其主体地位反而成为诉讼中的次要因素：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的尊重，也一概随之而成为次要之物。法官则取而代之成为诉讼中的主体。同时，在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一种没有限制和监督的司法自由必然会演变为法官裁判行为的恣意和专横。由此也就建立起了法官超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是有着其深刻的理论背景的。我国现行的民诉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下形成的。2原苏联民诉理论又是基于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融入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观念后的质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一改造主要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法院作为裁判者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根本转变：完全抽除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是一种约束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其内涵包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获得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3从这些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的辩论原则中体现出的是民事诉讼的私益性这一根本特质，尽管我们在前面也说过，民事诉讼还有其公益性的一面，但它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私益诉讼的公正裁判的基础上。因此，作为裁判者，就不应以积极主动的角色出现，更不能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争议之中，而是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及事实的主张，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贯彻到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起到了约束法官行为的随意性的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公正制衡机制。
改造后形成的苏联民事诉讼制度中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规定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却渗透着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体现了立法的国家本位主义。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4如此，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法官自己，而不是当事人，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而不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证据。其规定的处分原则自然也就无从体现。我国的民诉理论与立法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同样也存在着想类似的弊端（见前文所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91年】第64条第二款）。
此外，这种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即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的问题。
我国与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立法上力图体现出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成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事诉讼制度，而这一“新型”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客观真实”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追求的仅仅是“形式的真实”，他们的诉讼理论否认了法院在诉讼中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可能性，法院作出的判决往往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只具有“形式真实”。5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查明的真实权利和相互关系，查明一切对解决纠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而不论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提出这些事实。例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法院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些规定都在事实上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原则。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客观真实原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它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原则6运用到具有极强操作性、即时性的司法实践当中，亦有矫枉过正之嫌，由此也导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行为的膨胀，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其职责使命使然。
因而，基于这些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立法者预期的积极回应，反而形成了一系列有悖民事诉讼性质的弊端：
1、 角色错位，法官专断的诉讼过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曾论及，“私益性”是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民事诉讼的发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私益纠纷，法官主持诉讼过程的直接目的在于平息争议，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丧失法律确定性的利益关系归于秩序的平衡状态，诉讼的终局也是以当事人对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为标志。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发起诉讼的原告应有权提出权利主张，并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对之行使变更或撤回的权利；当事人是发生争议的利益关系的直接参与人，他们对争议发生的真实情况更有发言权，而作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应该有权对各自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明材料，并且有义务去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作为平等者间的争议，还应该允许当事人就争议的是与非进行对质、展开辩论，这不但是私权自治的要求，同时对于法官从中辨明是非，求得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我们传统的民诉模式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严重失衡的逆转和角色错位。
由于追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全面的把握，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角的容忍限度，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在诉讼启动之刻起就成为了国家强力干预的对象，为得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客观的了解，追求绝对公正的裁判，法官可以在任何一个认为是对了解事实真相有必要的时刻去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不会对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证明的。故，作为一个“中立于”当事人，与他们所争利益不相干的法官努力取得的证据，才是最为客观、公正的，再加上立法中对辩论、处分原则的实质性排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反而由“当然的主角”沦为法官的配角，其举证或辩论对诉讼的推进便不再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法官也当仁不让地，甚至是“专断”地履行其公正的神圣使命。
2、 先入为主的裁判思维，走过场的法庭审理
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从国家干预者的立场出发，本着发现案件事实客观的原初面貌的职责要求，必然导致了前文所述的法官对当事人举证及言辞的怀疑，转而求之于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争议事实的证据材料。在当事人提供之证据于法官调查所得证据之间证明效力的对比上，调查所得证据在一般情形下必然具有了优于当事人提供之证据的效力。居于这种信赖和法官对自己“公正”、“中立”的自信，法官往往在庭审开始之前便已通过对调查所得证据材料地分析而得出了对整个案件事实的一个初步判断，甚至作出了解决争议的初步裁判方案，即法官在庭审之前已先入为主的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一个“预断”。基于这种预断，法官还会对这一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需开庭审理进行解决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这时，即便案件开庭审理，它也会成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验证自己预断成果的过程，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对于法官来说仅是对自己预断进行补充完善的过程，对他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不会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在有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当事人举证、陈述所表明事实与法官在庭审前形成的对案件事实的基本判断产生差异或是大相径庭之时，庭审甚至会演变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较量，在这种情形下，整个诉讼的性质便彻底偏离了当事人私益纠纷的框架，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法官审判权之间的直接对抗，由于法官在庭审中的优势地位，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言屡屡被打断、喝止，甚至是因其发言而遭训斥的情景在我们的法庭之上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在这样一幕走过场的庭审中，不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遭到了粗暴地践踏，他们（甚至是其代理人）的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与当前民事诉讼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也是相背离的。7
3、 低效率的司法
在诉讼活动的价值序列中，公正自是其中不言之意，司法的效率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价值诉求。迟来的正义等于不正义。裁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显然并不仅止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所言，为“讨得一个说法”，在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分配，是原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诉讼过程的拉长造成的是有争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确定状态的延续，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于是当这个争议获得司法的解决之时，当事人所得利益对于他为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时候获得的“说法”又怎么能令当事人产生“正义的幸福感”呢？
再有，“司法投入的成本来自国家税收（尽管也要收取诉讼费用，但毕竟不是司法资源的一部分），而税收来自社会。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负有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不得不适当地进行诉讼的义务。”8法官反复地将精力投入到对案件事实到全面、客观调查中，其实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当事人举证上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9也导致一次开庭往往无法查明争议事实，法官又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调查核实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如此往复，造成了民事诉讼中大量案件超过审限仍不能结案（据统计：1998年1-10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其中有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超审限及管辖等问题的有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10。）。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民事纠纷的发生也逐年大幅上升，这更要求法院必须有一套迅速而有效的运行模式来使这些案件得到及时而公正地解决。显然，在传统民诉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愈发成为阻碍司法公正实现的大问题。
正是传统民诉模式在理论实践上与理想诉讼模式和现实的诸多不协与矛盾，成为我们探求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的的最大动力，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11。但《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这些探索在理论和立法上的升华，其中的相关规定已基本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向理想诉讼模式转变的图景。
三、《规定》的出台与民事诉讼模式转型
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是引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规则的构建，在这一规定中体现出了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皈依的崭新诉讼模式的一些特征。下面，本文将结合其中的有关规定对之作进一步论述。
（一）、当事人权利自主
当事人权利自主不仅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庭上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和法律上的有效保障，同时还意味着当事人也应为其实体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以便法官能迅捷、准确地查明争议事实，公正及时地作出裁判。即诉讼不再仅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要求作为争议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当事人也积极主动地履行其权益主张人的角色要求，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诉讼活动的主角。《规定》中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点便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当事人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另外，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当事人举证时效制度也作了规定，同时还具体解释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新的证据”的具体内涵。
1、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
在分析当事人举证责任时，我们有必要对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作必要的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是把举证和举证责任作为一对同义词来使用，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在某些情形下似乎用举证（或举证责任）比用举证责任（或举证）更恰当一些，但又说不出具体的缘由。比如某甲在向法院起诉时会认为：我有权提出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法官则会对某甲说，你有责任就你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当事人和法官却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他们作出这样的表述，肯定不会是毫无原因的。那么，当事人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人们把当事人举证视为一种责任，这样看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首先，从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当事人举证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的确信和支持，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必然。即当事人举证从根本上说应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既然法律确认了适格的主体可以就某项有争议的权利或义务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否认当事人也有向法庭提供用于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材料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当事人自然有权依法行使或选择放弃，它本质上不是当事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