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观念与中华法制

马聪


摘要：侠观念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与法制有一种悖论，侠的出现与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内在要求的，并且侠的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对法秩序的呼唤，法制与侠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侠的本质是信用和正义，法制的本质也是这种要求。同时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制的公平正义，与侠的情感因素产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这些内容展开讨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战争纷纷的春秋战国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晚清，中华大地上都存在着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有绝伦的武艺，他们有信用和义气，他们舍己为人，他们救人于危难，这些人，就是侠。
侠，在中国每个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更明显。春秋战国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旧的社会制度在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国争霸，世族盛衰，战争频繁激烈，政局变化多端，民无依托。在这种动荡的大环境中，侠是大量涌现，其中有布衣之侠，有乡曲之侠，有闾巷之侠。在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荆轲等四大刺客，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史书中记载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等一些事迹，还有如汉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等人。汉武帝之前，游侠事迹见于史书，在《史记》中就有《游侠列传》。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封建正统思想的逐渐形成，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颁布，在逐渐缩小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采取了重视农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对外上北击匈奴，大一统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侠被逐渐镇压，禁止，很明显的是汉武帝诛杀了当时的大侠郭解。东汉以后，科举的实行，人们只知道功名，更耻于与侠为伍。在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开放，侠在这个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诗人在赞颂的。但是，无论如何，侠的行为有碍于统治，侠的事迹少见于官方史籍，很明显的在《汉书》中，班固就没有向司马迁那样提及侠的事迹。其实，在民间，侠是时候存在的，在汉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这种劫富济贫，救人危难的侠始终没有消灭，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侠的长期存在，使侠义观念在中国产生并发展流传，影响着世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复仇的人，许多是侠所为。在近代，港台的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反映，在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很形象的写出了中国古代侠的风格和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和信用。当然这种正义是基于社会和当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下的，是侠士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断定的结果和认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话都很客观的评价了侠的为人和行为。
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太平盛世，农民保持着再生产的能力，有着稳定的生产和居住地，统治者也对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强的控制力，游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少的，如贞观年间，康熙年间。即使在汉代的文景时期，侠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有景帝诛侠的行为。而在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秩序无法控制的时候，侠便大量出现。因此，在以人治为传统的封建中国，社会法制状况与侠的状况密切相关。社会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侠就越多。归根到底，游侠的出现与发展，是与中国历代人治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下，不重视发挥法制作用的结果。在一元集权的权力结构下，权力高于法律的统治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权术，权与法的这一矛盾很明显。权力的变数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政治状态，权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别的产物，权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权轻法，轻法必然越轨。在统治者的越轨过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间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的反对，侠就是这种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讲，侠"之出现，是作为对于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在财产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或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梦想于"侠"并且呼唤"侠"。的确，侠在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方面，影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因为受到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为了太子而刺杀秦王，即使是在知道明知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壮士一去不复返！同样的战国时期的侯赢，是为了报答魏国公子的恩义，在帮助其完成出谋划策的任务后，自刎身亡，这正是后来魏征在诗中所说的“侯赢重一言”。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视义气的，言出必行，并且，这些所谓的草寇，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
侠被允许以触犯和蔑视时代法律政治的形式--实际往往是以私相报复、自了恩怨的方式，去平衡或重建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社会公正。此即所谓"替天行道"。就这一意义上观之，一方面，固然"侠"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痼疾，因为他们是无视法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否定之否定，是以毒攻毒者。在一个法制已紊乱，特别是当人民对贪赃枉法的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同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手段时，侠，就成为他们所寄予希望的一种正义力量。所以侠的出现和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大规模人民反抗和起义的前声和预警信号。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个三部曲，起初出现个别的反社会分子--侠，继之组成一个以侠为核心的秘密社会--会党，最终组织和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直到推翻一个皇朝。这是二个三段式：侠（个别）--会党（特殊）--起义（普遍）。因此，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
人们呼唤信用，呼唤正义，侠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信用。而这些，是否与法制，甚至与法有必然的关系呢？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法律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影响民众的法的理念。所说的法制，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讲，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讲，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分配和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并且提供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场所，消除或者化解矛盾，而且还有社会控制的作用，实施正确的行为规则。正义，是法历来追求的最高目标，正义是法的必然原则，正义对于法的进化，法律地位的提高，内部结构的完善提高法的实效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既然侠观念和正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侠观念和法在目的价值上应该存在一致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礼法结合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分的。这种法的特殊性，使在西方的民事法律中的信用，在中国的儒家法律中渗透很深。在西方，普遍认为契约自由，信用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原则，在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体现信用。信虽然是文化道德范畴，但是信却和法律不仅不排斥，而且是良法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正统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和内容的，而儒家的学说，无论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还是董仲舒时代的儒家，都是重视道德作用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法制的核心和理论基础，而信是五常之一，信者，诚也，专不一移也。《荀子》中说：庆赏罚必以信，而商鞅将信列为与法和权并列的治国的三大法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法与侠义观念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正是法的信用和正义与侠的正义和信用相暗合。从实然的角度讲，侠的正义和信用是在法的作用没有实施或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而起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事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侠与法的关系也不例外。侠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人治，一种人大于法的思想观念。所以，无论怎么样，侠在一定程度上是蔑视法，忽略法，破坏法。在法制比较清明时期，侠义的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合法性和程序性的。个人不通过法和一定的程序而代表社会行使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体现和翻版，这不是应该提倡的。侠作为人，是有感情因素的，所以就单个的侠来说，侠很容易作出义愤的举动，这种基于义愤，很容易破坏法，也就是很容易在为被害人复仇的同时，也会滥杀无辜，甚至是错杀。有古诗形容侠风是“杀人如麻”，也是有根据的。从侠的团体讲，侠的结合，很容易就形成了团体，绿林群莽。侠形成了反对社会的势力和团体力量，当其不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行仁仗义的侠义价值原则一价值观时，他的成员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甚至盗匪。侠与流氓、盗匪的相互转化，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寻常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近世江南"青红帮"的著名"闻人"，"掌门人"黄金荣、杜月笙都曾经以"侠"自居和自命。）另一方面，一旦这个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政治纲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有武装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此即历史上的"会党"。而当这个以"侠"为成员的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时候，它又可以演变成从"黄巾"、"五斗米道"到近世“天理教”、"太平天国"、"天地会"、"一贯道"的各种教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总之，侠的社会，乃是自秦汉以后一直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一个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的秘密社会；并且因此，而对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社会的反作用，不可低估。这种超越社会评价标准的侠的行为，是对法甚至是对社会的蔑视和破坏。
总而言之，侠与法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和信用，实际在破坏着信用和正义。这中悖论形成，有它自己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逐步过度到封建社会，这种自己自足的社会，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并且要求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出现，以维护这种安宁的生活，保持这种有再生产能力的生活。下层的地主也是如此，而上层的大地主官僚也热衷于大一统，这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其存在初期和末期都能保证农民的自己自足和这种安定的生活。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增。侠，正是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正是流民阶级的英雄。其基础是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困扰了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的衰落、灭亡，都与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这个流民阶层不能转入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在不断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此这种流民的存在，就是使侠始终在中国大地存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一和安定，所以，流民的这种心理——不甘于没落和没有天理的生活，又安心于这种统一的安定的生活，就造成了自己反抗和招安的全行为过程。
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与法的悖论，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的双重心理：
　[1] 寻找反抗　[2] 充满恐惧。这种双重心理，又表现为希求好父亲--圣君，清官，和崇拜强有力的丈夫（即保护者）--侠的弱者文化心理。寻求反抗，要求侠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是对当时的失去秩序的法制的控诉和破坏，正是对弱者的正义和信用的基础；也是对正义的这种恐惧，又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招安或者改朝换代。这种恐惧，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服从的心理。这种服从，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法制的不信任，在反抗的时候就几乎是全盘打倒，滥杀无辜。这也是中国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格的扭曲和不健全，也是这个原因，是中国情法冲突的原因。
侠观念和法制的关系，就很好说明了人与法的冲突和一致。对侠的信用和正义，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下，信用和正义是必须的。侠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其他的积极因素如保护弱小者等，都是应该提倡的。在现代化的今天，侠文化经过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现实和生活，自觉自愿地维护正义，敢于跟邪恶、不公平甚至犯罪作斗争。研究侠的存在和历史，对于研究我国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对于犯罪问题中的有组织犯罪，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因为在古代的侠，就是一种独立与社会之外的第二社会，这种社会，就是有着现代意义的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也有质的区别。但是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这种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人和法的关系，也有很大意义。当然，对于侠对法制的破坏，应该剔除，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国办发（2004）4l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取得新的成绩。但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规模过大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违法违规投资建设固定资产项目，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不仅影响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也将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近日，由发展改革委、监察部牵头，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审计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环保总局、银监会等9个部门组成国务院专项检查组，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铁本公司)建设钢铁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经检查，铁本公司项目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经国务院同意，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铁本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铁本公司自2002年初筹划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镇江扬中市西来桥镇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该项目设计综合能力840万吨钢，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人民币，2003年6月进入现场施工，2004年3月被江苏省政府责令全面停工。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注册、项目审批、批准用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涉嫌虚假注册合资(独资)公司问题。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于2002年5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香港鹰联亚洲有限公司(简称鹰联公司)，注册资本100万港币。此后，至2003年底，铁本公司与鹰联公司先后合资成立了常州鹰联、常州国茂、常州国昌、常州恒泰、江苏国力等5家钢铁有限公司以及镇江铁本硅钢有限公司，鹰联公司还独资成立了镇江铁本焦化有限公司。以上7家合资企业外方应缴纳注册资本金1．7972亿美元，目前仅常州鹰联公司注册资本金1200万美元基本到位，其中外方出资300万美元，而对该公司主要往来帐目检查时发现，企业涉嫌抽逃注册资金；镇江铁本焦化公司资金部分到位；其它5家合资公司至今未见验资报告，没有任何资金到位。
(二)关于违规审批项目问题。自2002年5月以来，为实施840万吨钢项目，铁本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成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越权对这些总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进行了审批。一是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管委会于2002年9月，批准铁本公司与鹰联公司将总投资近9000万美元的项目拆分为3个2980万美元的炼铁、炼钢、轧钢项目；为了向省国土部门申报项目用地，2003年8月至10月，高新区经济发展局批准将铁本公司所属4个合资公司的建设工程拆分为12个项目。二是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从2003年4月至11月间，先后违规、越权或不按程序批准铁本公司建设150万吨宽厚板项目、硅钢系统工程项目、热电工程项目、专用码头1号2号泊位工程项目等，总投资达58亿元。三是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和外经贸局于2003年8月，违规越权联合批准铁本公司和鹰联公司合资设立镇江铁本焦化有限公司，在镇江建设焦化项目。
(三)关于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土地问题。铁本公司规划占地9379亩，实际占用土地共6541亩(耕地4585亩，包括基本农 1200亩)，均属非法占用土地行为，已无法复垦。其中在常州市占用土地4341亩(耕地3116亩)，未办理供地审批手续；在镇江市占用土地2200亩(耕地1469亩，包括基本农 1200亩)，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经农用地转用审批，也没有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审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常州市违规拆分铁本公司项目用地申报时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在同一天批准了铁本公司由整块土地拆分成的14个土地项目。有关地方政府在铁本公司未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决定实施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工作，导致铁本公司大面积违法用地，造成大量耕地被毁。
(四)关于违反环境保护有关规定的问题。铁本公司报送环保部门预审登记的新建项目共8个，其中江苏省环保厅预审登记4个，常州市环保局预审登记4个。所有项目都未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6个项目已违法开工。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州市高新区经济发展局、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等部门在环保部门未审批环境影响评价书的情况下批准铁本公司有关项目可研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偷税漏税问题。经检查组对企业财务反映的销售收入与申报的销售收入等方面稽查认定，铁本公司存在大量的偷税漏税行为。主要是：已帐面查实，企业通过虚开、代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抵扣税款，虚报当期财务费用减少利润，销售货物不开票、不入帐、不申报纳税等，偷漏增值税约9031万元，还应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约1．1893亿元。
(六)关于违规贷款问题。截至2004年2月末，有关银行分支机构对铁本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合计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43．39亿元，其中贷款25．6亿元，银行承兑汇票11．08亿元，贴现2．39亿元，信用证4．32亿元。其中：中国银行信用余额25．74亿元(贷款14．46亿元，银行承兑汇票8．74亿元，信用证2．27亿元)；农业银行信用余额10．32亿元；建设银行信用余额6．5l亿元。有关银行分支机构的贷前审查、贷后检查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一是贷前审查不严，对铁本公司的信用评级严重失误。二是贷后跟踪检查和监控不力，放任企业挪用资金。中国银行常州分行去年5月以后，向铁本公司投放大量贷款，为了规避固定资产投资审贷规定，主要采用了贷放流动资金形式。三是银行对企业多头授信，造成企业可以轻易超过正常经营需求多头申请贷款。四是贷款担保形同虚设，铁本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本外币贷款中大部分为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担保。五是严重违反国家现金管理规定，农业银行最高日现金支付达千万元。
二、严肃法纪，依法处理有关责任人员
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国务院严肃处理这起案件，并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起案件的有关责任人依法依纪作出了处理。其中：
l、范燕青，2002年3月任常州市市长，2003年2月至今任常州市委书记。在不了解铁本公司项目是否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盲目支持该项目，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推动铁本公司项目各项工作的进程，负有领导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顾黑郎，原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8月至2003年12月任常州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新北区委书记。期间，在明知铁本公司未取得合法用地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制订铁本公司项目推进计划，决定为项目用地进行拆迁，并积极协调企业加快项目进程，组织督促拆迁工作。对4341亩土地(其中耕地3116亩)被非法占用等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建议对其依法罢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留党查看一年处分。
3、曹建新，原常州市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新北区委副书记o 2002年8月，担任铁本公司项目推进负责人。明知铁本公司项目尚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协调督促拆迁，推进项目建设，对铁本公司项目违规施工没有制止和报告，导致大量土地被非法占用；对有关部门请示将铁本公司项目所需近6000亩土地拆分成14个批次上报，明知违法却表示同意；对4341亩土地(其中耕地3116亩)被非法占用等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4、宦祥保，原扬中市委书记。在已知铁本公司项目用地手续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出席有关项目的签字仪式和开工典礼，盲目督促项目建设用地拆迁工作，对2200亩土地(其中基本农田1200亩)被非法占用等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5、经颜明，扬中市委副书记。在明知铁本公司项目尚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不能拆迁的情况下，根据市委、市政府联合办公会议要求，担任铁本公司项目领导小组负责人兼项目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指挥，召开有关动员会议，安排拆迁工作；未严格履行职责，没有采取措施制止企业违规进场施工；对2200亩土地(其中基本农田1200亩)被非法占用负有重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王明祥，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工作严重失职，在同一天审批常州市申报的14个相关联土地项目时，未能发现该市违规将铁本公司项目用地拆分申报，即审批同意，造成严重后果，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记大过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给予其责令辞职的组织处理。
7、秦雁，原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未经请示，也未经会议研究，擅自越权签批了总投资6．49亿元的铁本公司20万吨冷轧硅钢片和总投资7亿元的国茂热电公司5万千瓦热电厂项目；违规签批了总投资5．29亿美元的江苏国力公司150万吨宽厚板项目；违反有关规定，在总投资1．77亿元的铁本公司专用码头l、2号泊位项目开工建设后，补批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在环保部门未审批宽厚板和码头泊位项目的情况下，违法批准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撤职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8、王建国，原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根据铁本公司提供的虚假财务报表，认定其信用评级为A级，风险限额为16．4亿元；给铁本公司骗取常州分行信用余额25．74亿元留下可乘之机，致使铁本公司挪用银行资金用于公司违规建设项目。对造成大量贷款风险的严重后果，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撤销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和党内职务处分。
此外，有关部门对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对此案件负有责任的其他人员，江苏省也将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做出严肃处理。专项检查结束后，将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继续深入查处涉案单位和人员的经济犯罪等问题，彻底查清本案，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经济秩序。
三、严格依法行政，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令
为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保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依法行政的自觉性，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 自觉维护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大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务院严肃处理这起案件，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涉案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严肃法纪、依法行政的决心，也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从这起案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我国经济形势后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上来。要坚决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认真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正确处理好地区发展和全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全面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各地区、各部门要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排查。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2004]38号)要求，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在建项目，下决心进行清理整顿，该停止建设的要立即停止。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适用房除外)等行业的过度投资。要严格项目审批管理，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做好建设项目清理整顿的同时，要妥善处理项目停止或暂停建设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引发其他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三)加强信贷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信贷投资和土地投放，有效调控经济增长。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加强信贷管理，对银行贷款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基层单位要按照规定对固定资产项目进行认真评估，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条件发放贷款，严格执行贷款项目资本金比例规定，严禁企业将银行贷款转借给关联企业作为项目资本金，严禁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清理并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等各类打捆贷款。要严格执行土地征用审批的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土地管理，进一步落实省级人民政府对土地资源管理的责任。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4]20号)精神，对土地审批和占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检查，清查重点是新上项目的用地情况，查处违法批地、非法占地的行为。
(四)加大监督力度，严肃处理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决不允许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弄虚作假、漠视法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责任意识和行政管理水平，决不允许失职渎职、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贯彻落实，明确责任，严肃纪律。要进一步完善对投资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对清理出的违规违纪项目，坚决予以查处。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并造成后果的失职渎职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OO四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