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港口仓储经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连政办发〔2009〕4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连云港港口仓储经营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连云港港口仓储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连云港港口仓储行业和仓储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仓储经营秩序，促进港口仓储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江苏省港口条例》、《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是：我市行政区域内为连云港港口进出口货物提供仓储经营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包括物流园区、保税库、储罐和自备自用库场）。
仓储经营，是指仓储经营人根据市场和客户要求，为确保货物没有损耗、变质和丢失，对货物进行储存、保管、管理等服务活动。
第三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连云港港口仓储经营管理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仓储经营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等；
（二）审查、验收发放或者检查吊销《港口经营许可证》；
（三）协调仓储经营人的业务主管部门对仓储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四）协调重点物资的储备；
（五）监督检查仓储经营活动；
（六）仓储经营活动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汇总；
（七）对仓储经营人的培训。
第四条 各县（区）政府，市发改、统计、财政、公安、国土、规划、环保、物价、工商、税务、质监、消防、海关、检验检疫、保险等部门，按照自身职责积极配合仓储经营管理、协调工作。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五条 从事港口仓储经营，应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
实施港口经营许可，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的原则，不得收取费用，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 从事港口仓储经营，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仓储经营场所；
（二）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三）有与仓储经营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第七条 申请从事港口仓储经营，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港口仓储经营业务申请书；
（二）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办公用房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三）仓储经营场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
（四）自有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者租用场地的租赁合同；
（五）消防意见证明、库场平面布置图；
（六）负责安全生产的主要管理人员通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的培训证明材料、港口特种作业人员的操作证；
（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有关资料（包括姓名、岗位、职务、职称、培训情况等）；
（八）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组织或者个人申请仓储经营许可的，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的副本复印件，新设立的应当提供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九）证明符合港口仓储经营条件的其他资料。
危险品仓储经营场地还需提交仓储经营设施、设备的有效检验证明等。
第八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决定。符合资质条件的，由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发给《港口经营许可证》，并在互联网或报纸上公布；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行政许可，并将不予许可的决定及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港口经营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事项属于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以及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经营业务许可申请。
受理或者不受理经营业务许可申请，应出具加盖许可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条 申请设立海关监管场所或者储存进出境粮谷、饲料类商品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十一条 仓储经营场所选址应符合地基干燥、运输方便，与周围建筑物、道路、铁路、电力架空线路、明火、散发火花的地点保持一定距离等条件。
仓储经营场地应用水泥铺制，平滑、无缝；设置下水道；周围设置实体围墙，高度不低于2米，围墙内外设置长期有效毒鼠站；保持场地周围环境清洁卫生，无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二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将库场区、办公区、生活区分开设置。
装卸劳力、作业机械及照明设施应满足仓储经营活动需要。
第十三条 仓储经营人应依法制定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重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预防自然灾害预案，并报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仓储经营人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就变更事项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办理许可手续，并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仓储经营人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办公地点的，应向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仓储经营人停业或者歇业的，应当提前30个工作日告知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收回并注销其《港口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六条 仓储经营人应依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贯彻“安全、优质、方便、多储、低耗”工作方针，严格把好货物进库验收、储存保管、出库验放关，保证做到货物收发快、质量好、数量准、责任清。
第十七条 仓储经营人从事仓储经营业务，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
仓储经营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仓储经营价格和收费的规定，并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用国家规定的港口经营票据。
第十八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在验收合格、核定的仓储面积范围内开展仓储经营业务，不得随便租用、占用其它空地存放货物。
第十九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根据货物的性质和保管要求安排装卸和保管。采取分区分类和货位编号的办法，合理安排库场和货位。货物堆码要科学、安全、方便，严禁互有影响及养护、消防安全要求不同的货物混杂堆放。
第二十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加强养护管理工作，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按下列条件完善货物保管养护体系：
（一）有严格的防霉变、防腐蚀、防鼠害等保管养护等措施；
（二）有健全的堆码苫盖工作规程和仓储标准；
（三）有完备的养护和测试、检斤纪录；
（四）有整套规范的货物管理单证；
（五）有货物保管台帐、货位卡复核制度，做到货、帐、卡相符；
（六）有相应的挑选、晾晒、拆装货物以及货物外包装简单加工的场地。
第二十一条 货物提离仓储经营场所，仓储经营人应当按照货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下简称货主）的备货通知，认真检查，及时做好出库准备工作。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发货：
（一）无正式提货单，或没有货主合法有效书面通知的；
（二）单、货不符的；
（三）提货凭证名称、印章不符的；
（四）提货单有涂改现象的；
（五）超过提货有效期限的；
（六）包装货物外包装破损的。
严禁口头提货、电话提货、白条提货等行为。
第二十二条 仓储经营人不得擅自处理货主存放在本库场的货物。
第二十三条 货物装车时，袋装货物袋口一律向里，散货要苫盖；货物配载超出车箱时，要做好加固、盖好网罩；雨雪天气要加盖防雨布。
第二十四条 仓储经营场所发生货物破漏、撒落的，货物管理人员应及时整理归垛、建帐登记，并交货主处理，不得隐瞒、擅自动用或者出库。
第二十五条 仓储货物因错收错发、违章作业、保管不当或者没有及时向货主通报货物质量变化信息而造成损失的，仓储经营人应当及时向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检查处理，并按规定赔偿货主经济损失。
第二十六条 仓储货物无法交货时，仓储经营人应当积极查找收货或其代理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发货站（港）。在查找期限内仍下落不明的，应当及时向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任何仓储经营人不得擅自处理。
第二十七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优先安排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急需物资的仓储作业。
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征用仓储经营场地、设备、设施，仓储经营人应当积极配合。仓储经营人因此产生的费用或者遭受损失的，下达行政任务的机关应当依法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八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认真执行公安消防法规，落实库场安全保卫责任制，加强消防队伍建设，按规定配置消防设备、设施，认真做好防火、防爆、防盗、防污染、防破坏、防毒害和防自然灾害工作。
第二十九条 仓储经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如实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及其他有关信息。
第三十条 仓储经营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仓储经营人摊派或者违法收取费用。
仓储经营人有权拒缴违反规定收取或者摊派的各种费用。
第三十一条 仓储经营人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竞争对手，限制或者妨碍公平竞争；不得歧视服务对象；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仓储服务。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对仓储经营人经营、管理及安全生产和本办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实施检查时，须有两人以上，并出示执法证件。
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依法有权向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监督检查人员对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具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给他人。
第三十四条 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应依法接受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隐匿、谎报、瞒报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五条 监督检查人员应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并向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仓储经营组织和个人，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视情节轻重，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建议有监督管理职责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仓储经营活动的，由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仓储经营人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并协助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九条 仓储经营人要优先安排抢险救灾物资、国防建设急需物资的仓储作业的，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港口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申请人给予仓储经营许可的；
（二）发现取得经营许可的仓储经营人不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而不及时吊销许可证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未依法予以查处的，对未经依法许可从事仓储经营行为的，不遵守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危及港口作业安全的，以及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
　　第四十一条　市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违法干预仓储经营人经营自主权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向仓储经营人摊派财物或者违法收取费用的，责令退回；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连云港口岸仓储行业管理办法》（连政发〔1995〕174号）同时废止。





有关我国宪法适用问题的探析

(作者:丛彦国)

摘要：研究宪法适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有关这一理论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理论的发展却伴随着一些障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障碍，并针对这些障碍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字：可适用性 协调 条件

宪法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不可能请求国家机关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再加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所以，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1]，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一种虚置性的权利，不具有实质性的人权保护的意义。可是，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跳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直接引用宪法，实际上是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护宪法权利方面的立法存在问题的事实。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不能直接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我国宪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辨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们主要针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宪法具有直接可适用性，我国宪法总则最后一段写着，“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这里，要注意宪法的这一段中的几个关键的地方。
首先，该条指出，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很明显，宪法中所指的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是指宪法的形式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相同，其内容是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的。不管怎样，既然具有“法律的形式”，就必然具有法律规范的要素。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有三个要素：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必须指出，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而可能有某个要素存在于法律规范以外的规范之中[2]。因此，以宪法缺乏制裁性条款而否认宪法的可适用性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宪法存在的“法律的形式”，使宪法获得了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与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实际上已规定了宪法自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很明显，宪法第126条中的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应被理解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就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言，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为依据的，例如《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因此，宪法第126条对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规定是广义的，宪法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就当然应当适用该条款，获得司法适用的效力。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法律效力的“直接适用”的否定。相反，既然是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我国所有纳入法制的权力，或者说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力，都应当是低于宪法的。这一点，在该段随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宪法紧接着写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任何机关的任何权力都是低于宪法的，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任何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的这一段的规定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宪法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可适用性，同时这种适用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
最后，该段的最后一句写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句表明，贯彻与实施宪法的主体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只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已。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权）和第67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与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矛盾。因此，直接适用宪法是法院“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合理的、恰当的手段，而且，应该看到，这甚至是宪法规定的一项“职责”。可以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那两个批复意在否定宪法在司法过程中能被直接适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接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嫌违反宪法的案件时，可以完全没有宪法障碍地直接适用宪法。当然，对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来适用宪法并没有宪法上的限制。无论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司法解释、批复，甚至可能是包括对下级法院进行指导等方式，都可以适用宪法，甚至可以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应当”适用宪法，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应当是最高法院时刻不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样看来，齐案的批复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创造出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唤醒了宪法中本来就已“隐含”着的权力。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
在讨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方面之前，有必要先理清有关宪法实施的几个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非常混乱，如宪法监督常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3]。由于长期以来对以上的一些概念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使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建设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区分有关概念，或者说在一些概念上形成共识，对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机制至关重要。
造成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混乱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宪政制度的引进上，由于宪政制度是国外的产物，翻译不同国家的这一制度会有不同的表达，又由于这些不同的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蔡定剑在其《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行之道》一文中把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分成三个层面的概念[4]。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的概念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
宪法保障是为实施宪法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宪法保障制度是一种非常广泛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各种制度和技术。
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点、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的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违宪审查制度。
第二，在中观层面的概念是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
宪法监督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概念，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宪法适用这一概念在由司法机关作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时适用，也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最主要的方面。宪法的适用与宪法的解释不可分，适用宪法的过程就是解释宪法的过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或宪法实施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是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
违宪审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对违宪立法、行政行为申诉的裁决。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内容。
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但又不等同。有时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这时二者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和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引起违宪审查的原因，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的结果。而有时公民提起宪法请求并不是要审查法律或政府行为的和宪性，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侵权的不是立法或政府行为，而是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从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角度看，宪法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决定某项被第三人侵犯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要受宪法保护，或者权衡两相冲突的宪法权利优先保护谁。这时两个概念内容就不同，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这种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诉讼就完全是宪法私法化诉讼，而不是违宪审查。
所以，人民法院管辖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完全与违宪审查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和不同的内容，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相矛盾的，也是弥补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缺乏法律救济渠道不足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依照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宪法监督的程序处理，对于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定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给予法律救济，而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则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如果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此类违法宪法的行为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但是，如果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得到认可，那么，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的条件
应当指出，在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应认为，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原则审判具体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判案件。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再次，如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既符合民事法律禁止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即对某一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的规定进行保护，而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在1993年杨淑华诉双阳县奢岭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证侵犯其人身权利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离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但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主张其婚姻自由权受到侵害，达不到根据宪法基本权利即婚姻自由权的规定保护的程度，受案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地援引婚姻法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也不能直接地援引行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根据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的理由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行裁判。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宪法的适用制度是最有效的维护宪法权威的制度，也是实现宪政的制度基础。宪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宪法领导下的法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宪法处于一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但如果其得不到真正的适用，那么，再“高”的宪法也是没用的。进行宪法适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由审理个案而引发的违宪审查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权利。实行宪法诉讼，建立全面、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确立宪法适用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并且由宪法诉讼作为突破口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日。
[2] 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市场经济下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