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

吴晓娴


一、 期待可能性概述
　　期待可能性一词,最早从德文Zumutbardeit翻译过来，其词义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变迁，早先纯指“对于他人做某些要求”，而后，”又有“无理的要求”“强求”的意味。今在刑法理论或判例上，多指“正当合理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种情况来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当行为者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得已的违法行为，而这种无奈情况，是对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和行为人的立场上，均不可避免的实施该违法行为，那么，对该违法行为人是否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期待可能性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指对于某一行为要认定其有刑事责任，必须对该行为者期待能不为该犯罪行为的其他适法行为的情形。也就是，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期待该行为者不为该犯罪行为时，而行为者去违反这种期待而为该犯罪行为，则发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行为者作出违法行为时，缺乏这种期待，则此时，期待可能性成为阻却责任的事由，使行为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 待可能性的理论背景介绍
　　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不仅属于立法上的问题，而且也体现为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在具体阐述期待可能性问题之前，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基础。
在有关犯罪论的问题上，各国的理论是有区别的。英美法系采用的是一种双层结构模式，犯罪成立分为两个要件，即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二者具备即可以认为是犯罪成立，可以看出，英美法系中责任和犯罪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里，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以梅兹格为代表的“行为论”；另一种是以麦耶为代表的“构成要件论”。二者均采取了三元结构模式，也称三段论模式。其区别在于：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到底是行为还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论”的犯罪体系为：行为—违法性—有责性，将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外衣的“裸的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论“的犯罪体系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论是大陆法系的通说。所以，我们有关期待可能性的本体阐述将限制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犯罪论基础上。
　　在“构成要件论”中，有责性是最根本的，三个要件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简单分析如下：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是互相统一的一个体系，但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层次式，或称为递进式关系。由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一般认为可以合理推出行为的违法性。引用麦耶的一段论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如“烟”和“火”的关系，由前者可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但也有例外事态，即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情形。”而对于“有责性”而言，构成要件的满足同时也是责任的类型化，“违法性”的推定，也可以推定行为人责任的存在。但仅此尚且不够，还要有独立责任要素的存在，即：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或过失，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基于此，期待可能性是作为“有责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
　　三、 期待可能性的起源和发展
　　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源于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的判例“癖马案”。该判例后，麦耶于1901年发表了《有责行为极其种类》一文，首次将责任列入规范要素，有学者认为，这是首开规范责任论的先河。通说认为，最早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弗兰克（Frank），他在1907年的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成》中，提出责任的本质是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周围的情况会影响到责任的程度。此后，经过克尼格斯曼(Kriegsmann)的批评研究和格尔德施米特的发展，弗罗登培尔的研究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伦理性要素，是不可豁缺的，但理论上应该包含于故意和过失的概念之中，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故意和过失的责任一般被阻却。在众多学者的基础上，大体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施米特，他修正了格尔德施米特的二元规范论，提出了法规范的两种作用，即评价规范作用和命令规范作用。他认为，只有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且不存在动机过程中的阻碍“义务”作用的情况时，才有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并把责任判断扩大到行为人整个人格，认为责任概念实质的精神核心在于行为人反社会的心情。
　　经过上述学者的修正和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也随之成熟，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了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否定了心理责任论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并将罪过看作一种心理事实而完全排斥规范评价的理论，认为责任反映了规范（价值判断）与心理事实具体结合的关系，认为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加以非难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正是决定责任界限的要素。
　　由此可见，期待可能性基本理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在德国完成的，但随着该理论经过木村龟二、泷川幸辰、佐伯千仞等传入日本，对日本刑法学界和日本刑法判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在日本判例中，大审院时代的“第五柏岛丸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司法实践引用期待可能性的先驱，其地位类同于德国“癖马案”。二战后，日本面临着战败的经济恶化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级法院对“劳资争议案件”和“经济统制法规”案件等，大量引用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以显示对人性弱点的保护，期待可能性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刑事责任思想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
　　四、待可能性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期待可能性是责任要素，学说上并无争议，对于期待可能性在责任论中的位置，有三种主张：一，将它作为与故意、过失并列的第三种责任要素，如弗兰克、格尔德施米特。二，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包含在故意、过失概念之中，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件学说，如弗罗登培尔、施米特。三，认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有责性”的例外性要素，即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如佐伯千仞。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前两种学说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积极的责任要素，而后一种则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的责任要素。
　　本文认为，首先，在“有责性”中，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是不同的概念。责任能力注重的是对行为人个体的客观事实的判断，是偏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是从行为者内部进行考虑。而期待可能性则偏重社会性，是从行为人行为时的外部情况来考虑的。故意、过失侧重于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考察，而期待可能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基于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对主观心理的一种外部评价。故意、过失对犯罪而言，是必须具备的要件，而期待可能性更大的意义是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事由。并且，有判例表明，即使存在期待不可能的情形，行为人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此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减轻责任事由。不可否认，故意、过失和期待可能性有重要联系，但是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期待可能性不能成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故意、过失是责任判断的客体，而期待可能性则体现了对责任的判断。如果承认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要素，则在逻辑上有不合理之处，就抹杀了期待可能性存在的意义。
　　而第一种观点是由来已久的，将期待可能性列为与故意、过失和责任能力并行的责任的积极要素。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可以左右责任的有无外，还可以影响责任的大小，对责任的成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明确存在于每一个犯罪之中，确实有夸大之处，主要理由如下：一，在现实的判例中，以期待可能性阻却、减轻责任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如果以其作为责任构成的积极要素，那么，检察官在证明被告人犯罪时，还要举证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无疑大大增加了举证责任。二，期待可能性是对责任评价的对象——故意、过失的评价，而故意、过失是被评价的对象。将对象和评价列于同一并列位置上，逻辑也不甚合理。三，期待可能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阻却责任，还包括减轻责任，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则无法体现其减轻责任的价值。所以，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积极的责任第三种要素，并不合理。
　　对于第三种观点，佐伯教授有一段论述：“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责任要素的东西，与期待可能性的要件在逻辑上决不是单纯并列于同一平面上的，两者毋宁说是处在前提和从前提引出的结论的关系上。法律允许进行相应的推定。即，行为人既然是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可以说能够期待他事实合法行为（即他是有责的）。也就是说，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责任的原则型，这个原则型的充足就相应的推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然而，这到底仅仅是相应的推定，如果存在例外的情况，就可以自然打破这种推定。”
　　佐伯这种“原则—例外”的思考类型对于解释实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它灵巧的跳出了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纠缠。这种原则，承认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与期待可能性的紧密联系，肯定了犯罪论的一般情况的存在意义，但又不把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将其作为一个例外因素来考虑，只在特别的外部情况下，才产生阻却责任的作用，是问题变的简单。对待是否构成犯罪时，只须注意其有无特殊情况即可，无须证明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
　　（二）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期待可能性引入的探讨
　　1、期待可能性适用的合理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成为刑法理论的一种主流思潮，极大的影响了刑法理论和实务。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体现了法追求的公平、合理，并且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成为罪责理论的一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偏重于犯罪人的立场，会产生弱化司法，降低刑法功能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合理之处：一，期待可能性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和预防、教育犯罪的目的；二，凸现了对人性的关怀，规范责任论中认为，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如果处于非正常情况下，行为人对于期待不可能的情况选择违法时，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有悖于人情且不人道的。所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是值得肯定的。
　　2、实定法上期待可能性的引入
　　1925年，德国刑法草案22条第1项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依该情况不能期待其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不得科以处于故意而为之所科之刑罚。”1927年，德国刑法草案第25条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已顾虑与义务相应之对立的利益，仍不能期待该行为人或面临危险者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则视为紧急状态下之行为。”日本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但通说认为日本刑法第36条第2项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防卫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37条第1项但书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避难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犯人的亲族为了犯人的利益而藏匿犯人、湮灭证据的行为免除其刑罚的规定，都是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的。
　　3、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通说认为，具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就能成立犯罪，同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在我国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被认为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责任论被严重弱化，并未该于其应有的地位。刑事责任并没有独立出来，对犯罪的成立构成影响，基于此，期待可能性作为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责任论中的概念，如何引入我国这种主客观统一的犯罪构成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种将期待可能性置于罪过理论中加以研究，由期待不可能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故意、过失本身便体现了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已经实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犯罪主观要件加以完善罪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第三种观点将期待可能性放在刑事责任论中加以研究，作为第四个归责要素。
　　本文认为，法律是一门世俗化的学科，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任何对实践有利的理论，我们都可以将其引入，并加以利用。我国刑法理论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对我国刑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接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法的一大特点是追求稳定，对法的发展，对先进制度的引进，无论是理论上或实务上，应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发展，而不是由剧烈的变动去成就。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在上一节论述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关系时，已经阐明，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有本质区别，所以无法将其置入罪过中作为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的要素。第二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四种表现。其中，共同之处在于对犯罪主观方面都划分为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意识因素是行为人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和分辨情况，一般只要求有对自己行为及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和对犯罪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 ，而意志因素则体现为认识、决定、控制自己行为的心理因素，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犯罪构成的罪过认定仍只定位于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而并未掺入规范评价的因素。
　　对于第三种观点，在《刑事责任论》中，将刑事责任的要素归结为：责任能力、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本文认识，首先，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通说认为，罪过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刑事违法性。其次，在我国刑事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并不能影响罪的成立，所以，将期待可能性列为归责要素之一，不仅夸大了期待可能性适用上的作用，而且，也对于刑法实务也无太大的适用性。如上节所述，在讨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中，期待可能性居于什么地位时，本文选择了赞同佐伯教授的“原则—例外”型思维模式。所以，在此，我们也选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的位置。避开两种不同的犯罪成立体系的分歧，在我国犯罪论理论中，我们继续沿用犯罪构成要件论，符合犯罪构成即认为是犯罪，并推定存在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但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期待不可能的存在作为阻却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对于这个范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任何犯罪构成中都要考虑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无疑回产生适用上架空该理论的弊端，而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违反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又能合理发挥期待可能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适用范围，我们放在下个问题中讨论。
　　4、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及限制
　　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及限制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方面实现的。
　　（1）期待可能性与超法规的责任阻却
　　无论是把期待可能性解释为责任的积极要素，还是把其不存在解释为消极的责任要素，关于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阻却责任是没有争议的。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阻却，对于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而言，同样得到确认，这种理论是当今的通说。而对于期待可能性是一般的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还是仅在刑法上有规定的场合才阻却责任，这一点学理上有分歧。
　　超法规责任阻却说源自格尔德施米特，传到日本，受到佐伯千仞、团藤重光、泷川幸辰、等学者的推崇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说。现行德国学界受其帝国法院判例所示限制，主张限制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认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期待可能性不认为是阻却责任事由，并认为如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则为违法。还有部分学者如木村龟二、大冢仁则认为对于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本文认为，反对论的主要观点的立场是为了防止对期待可能性的滥用而导致产生司法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的意图，是在不合理的特殊个案中，消减制定法的规定和显示社会之间的矛盾，以体现对人性的合理化关怀，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企图填补国家强力的法规范和国民脆弱人性之间造成的空隙。这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行为人进行救济。如依否定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时，即使行为者存在不能被责难的事由，也必须对其加以责难，这与该理论的价值相悖，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所以，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是较合理的。
　　（2）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学理上有三种学说：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分别分析如下。
　　一、 行为人标准说，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节，在伦理上或道义上是否值得非难来决定是否有期待可能性。此说主张就各个犯罪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二、 平均人标准说，认为应假设平均人（一般人或常人）处于行为者的地位，根据在行为时，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提倡此说的有格尔德施米特和施米特等。判例上首次引用的为昭和23年1948年东京高等裁判所做出的一个案例。这种学说是当今的通说。
　　三、 国家标准说主张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不应该放到行为人或平均人中间去寻找，而应以国家或法秩序所请带行为者采取适法行为的具体要求为标准。
以上三种学说之间互相进行了批判，对行为人标准的批判理由为：容易造成“理解越多宽恕越多，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的缺失，是责任判断成为不可能，软化法秩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会导致判断上的极端化；很难再现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精神状况，法缺乏适用性。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批判为：刑法上的责任自始就是以普通人为标准，责任能力就是普通人的责任能力，无法区分责任能力人和平均人，二者无本质不同；平均人的观念缺乏统一标准，概念不明确，以此为前提，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暧昧的；平均人毕竟不等于行为人，对平均人具有期待，对行为人不一定具备，同样是对行为人的强大非难。对国家标准说的批判为：此学说认为，以法律秩序期待的可能性来认定，只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且过于抽象，有很深的国家色彩，此学说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与期待可能性价值不符。
　　本文分析认为，汪福增教授在《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采取的折中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做法值得提倡。大冢仁有一段论述“期待可能性正式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以行为人标准为主，正式考虑到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况事实，具有合理性，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判断并非等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是由法官结合行为人行为时各方面的主客观情况，以行为人角度来判断，并且，随着今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精确的确定行为人行为时的环境和精神心理是有可能实现的。此外，只有在利用行为人标准，期待可能性实在无法判明时，再参照平均人标准以避免行为人标准的极端和弥补平均人标准的偏差。
　　（3）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
　　一、强制状态下的行为
　　对于强制状态下的行为，一般认为可分为绝对强制和相对强制。在绝对强制状态下，行为人毫无任何意思自由可言，缺乏意思支配的可能性，不属于犯罪判断的对象，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问题。相对强制按行为人心理上遭受强制是否达到丧失对意志支配程度又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未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此时可对对方进行正当防卫，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第二种强制达到不可抗拒，但又有相对自由意志时，此时才有可能考虑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但对于紧急避险是否可引用期待可能性则有争议。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

　

（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又一次广泛兴起。1990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题词，接见学雷锋先进代表，发表讲话，鼓舞群众掀起了新的学雷锋热潮。在两年中，学雷锋活动取得了新的成果，有了扎实的发展。

1. 学雷锋活动向有组织有领导发展。1990年元旦以来，共青团和青联、学联、少先队各级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突出“学雷锋精神，做四有青年”和“学赖宁，做党的好孩子”的主题，以全国230个大中城市为重点，统一部署，集中开展了以宣传雷锋、服务群众、造福社会、传播新风等为主要内容的学雷锋活动。两年来，每年都有亿万青少年、逾百万团支部投入这项活动，其声势规模多年少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全国青少年的集中统一活动，带动了各地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以日促月，以月促年的作用。目前，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学雷锋活动，已在全团上下形成共识。通过这种集中性的活动，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更多的群众在社会宣传中受到了影响，为进一步开展学雷锋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学雷锋活动向经常化、制度化发展。多年的实践证明，深入进行学雷锋活动，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这两年，各地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团的各级领导机构普遍加强对学雷锋活动的领导，精心部署，定期研究，具体指导。团中央把学雷锋列入《共青团“八五”期间建设、改革、发展的规划要点》中。各省、市、自治区团组织，也制定了深入开展学雷锋的规划，目标明确，内容具体。学雷锋的各类组织更加广泛普及，活跃在城乡各地，常年开展服务，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各地建立和实施的“共青团学雷锋责任区”、“共青团文明小区”和“温暖工程”，定点、定员、定任务，包人、包户、包服务，方便了群众，服务了社会，传播了新风。为了表彰和鼓励学雷锋的突出典型，一些省市设立了“学雷锋青年英雄奖励基金”。通过规章制度的建设，使学雷锋活动向经常化、制度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3. 学雷锋活动向服务社会与立足本职有机结合发展。在学雷锋活动中，需要一定的形式。不组织必要的社会活动，就难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热潮。基于这种认识，全团以重要节假日为契机，选准人民群众关心的治理“脏、乱、差”等问题，组织开展了清洁环境、维持秩序、绿化美化、优质服务等活动，许多党政领导带头参加，各行各业积极支持。两年来，许多地方的市容、厂容、店容、校容有了较大改观，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的规模和成果超过以往水平，城市交通秩序也有一定好转。各地涌现出的青少年服务队、综合包户小组、助耕包户队、贴心人小组、帮教小组，走进大街小巷，深入群众家庭，温暖了千家万户，传播了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同时，注意了结合本职工作学习雷锋。去年，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座谈会，十几个部委介绍了本系统学雷锋的情况和做法。国家教委、团中央还在抚顺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学雷锋现场会”。各行各业，特别是企业、服务业的团组织发动青年职工，围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搞活流通、优质服务、发展生产，开展了“岗位学习、岗位奉献、岗位成才”等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人才效益。实践证明，社会性的学雷锋活动给岗位学雷锋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岗位学雷锋也为社会性学雷锋注入了动力。

4. 学雷锋活动向军地联谊、军民共学发展。多年来，人民军队始终走在学雷锋的前列，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共青团和军队，紧密合作，互相促进，连手共学，成立共学小组，制定共学规划，开展共学活动，推广共学经验，给学雷锋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学雷锋活动中，广泛开展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民共建”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共同开展的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得到军地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由军地学雷锋优秀青年组成的演讲报告团，深入基层，深入部队，宣讲学雷锋的事迹和感受，使广大军地青年受到了形象、生动、具体的教育；发挥军地优势，共同建立的“学雷锋责任区”，使军地学雷锋活动走上了更加扎实健康的发展道路。

　

（二）

　

在各级党政领导重视、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各级团干部和广大青少年的共同努力下，学雷锋活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1. 促进了“一手硬、一手软”状况的转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学雷锋活动的开展，适应了党的要求和新形势的需要，不仅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环境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途径，使普遍开展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更为具体有效。

2. 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雷锋又回到了人民的心中，雷锋精神又重新在社会上得到发扬光大。先人后已、助人为乐的新人新事增多，正气上升，歪风邪气减少、社会风气有一定好转；微笑服务、文明服务、优质服务增多，各地出现了不少文明单位、文明岗位、文明青年；综合包户，扶贫帮困，尊老携幼，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献上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温暖、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的风气日益浓厚。同时在学雷锋活动中，军民合作，城乡联谊，厂校挂钩，齐抓共建，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 增强了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学雷锋活动的广泛开展，给团组织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激发了团员的政治热情，活跃了团的工作，促进了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青年创造了健康成长的环境，吸引和教育了青年，许多青年靠近了团组织。同时，扩大了共青团的社会影响，使各界更多地了解了共青团，树立了共青团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4. 展示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和本质特征。在学雷锋活动中，亿万青少年倾注了巨大的热忱，愈来愈多的青少年，通过读雷锋故事，看雷锋电影、唱雷锋歌曲，了解了雷锋，熟悉了雷锋，认识了雷锋；愈来愈多的青少年，自觉地走上社会，深入群众，以多种形式，宣传雷锋事迹，实践和弘扬雷锋精神，学雷锋先进青年、英模人物大量涌现。两年中，团中央表彰了100个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地也宣扬了一批先进典型。他们的奋斗精神和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反响，受到各级领导、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赞扬。

　

（三）

　

学雷锋活动取得一定成绩，要充分肯定。但也存在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些问题。部分青年群众对学雷锋信心不足，担心不解决问题，在有些单位、农村和偏远地区存在“死角”；社会上有些人对学雷锋活动存有不同议论，把集中活动说成是“搞形式主义”，把社会上某些人假借学雷锋名义销售积压商品等说成是学雷锋中的问题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雷锋的积极性；在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学雷锋活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活动本身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以此，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认真解决。

为了在青少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进一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雷锋精神不仅在六、七十年代影响教育了青年人，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是争夺接班人。象雷锋那样具有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有利于引导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九十年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关键的十年，面对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象雷锋那样具有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热爱本职的精神，有利于激发青少年掌握科学技术、勤奋工作、英勇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发展经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艰苦奋斗，建功立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礼貌建设中，象雷锋那样树立公而忘私、舍已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改善人际关系，转变社会风气，提高全体人民的文明水平。因此，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学雷锋活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培养“四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大计。在思想上必须进一步增强雷锋是长期榜样的观念，用雷锋精神育人的观念，用雷锋精神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观念，克服短期临时的观点、消极应付的观点、漠不关心的观点，以更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从孩子抓起，把学雷锋活动抓紧、抓实、抓住不放，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同时，对于有些青年和群众的模糊认识，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认识，启发自觉。对部分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信心不足”等问题，要通过多种形式，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以深入学雷锋的实践力量，帮助消除疑虑，增强信心。

2. 进一步深化学雷锋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根本目标。深化学雷锋活动，必须着眼于育人。当前，要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学雷锋，做好事与学本质，提高素质的关系。象雷锋那样做好事，是学雷锋的体现，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提倡和坚持，但又不能仅停留在这一层次。重要的是要引导青少年通过做有益于人民、造福于社会的好事，学习和掌握雷锋精神的实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学雷锋应在这本质上下功夫、求深入、见实效。二是处理好社会性学雷锋同岗位学雷锋的关系。社会性学雷锋是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种形式，也是实践雷锋精神的有效途径，应该坚持和发展。同时，把学雷锋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融汇于本职岗位，是深化学雷锋活动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也是服务社会的集中体现。以岗位学雷锋为主，并不是取消社会性学雷锋，而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深入发展。三是处理好学雷锋集中性活动与经常性活动的关系。结合重大节日，组织开展集中性的学雷锋活动，具有倡导社会、影响群众、带动青少年的示范作用，是实践雷锋精神的必要形式，应该坚持和完善。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是从群众中产生，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学雷锋主要形式。强调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不是否定集中性学雷锋活动，必要的形式同形式主义是两回事。在开展集中性学雷锋活动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雷锋活动坚持经常，持之以恒地向前发展，当前，要把学雷锋活动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发展经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等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加强对学雷锋的研究，积极探索学雷锋的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努力研究开放条件下学雷锋的新特点、新要求、新规律，使学雷锋活动在创新中深入，在深入中发展。

3. 进一步扩大学雷锋的覆盖面。雷锋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楷模，是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学雷锋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需要全党、全社会的热情关心和积极参与。因此，应建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学雷锋活动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在实践中教育、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措施，列入本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城乡和企业的基层党组织，把学雷锋纳入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企业的总体部署，认真组织，抓好落实；各行各业结合各自特点，组织好学雷锋活动。各级团组织要全面落实《共青团“八五”期间改革、建设、发展的规划要点》中学雷锋的具体要求，带领青少年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当前，特别要扩大学雷锋的各类组织，壮大学雷锋的骨干队伍，完善学雷锋的各种责任区，以此组织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身到学雷锋的活动中。

4. 进一步加强学雷锋的宣传。前一时期各级团组织与新闻宣传等部门密切配合，在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使学雷锋的宣传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对于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对雷锋精神的全面宣传。雷锋精神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是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把雷锋精神作为整体来宣传，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雷锋精神。脱离雷锋精神的整体性，只抓一点，容易曲解雷锋，削弱雷锋精神的普遍意义和教育作用。因此，对雷锋精神的宣传，要力求全面准确,防止片面性,克服随意性。二是加强对学雷锋活动的经常性宣传。既要重视对集中性学雷锋活动的宣传,也要注意宣传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用日常发生的学雷锋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影响群众，教育广大青少年，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防止和克服在宣传上的“一阵风”现象。三是加强对学雷锋典型和经验的重点宣传。近两年来，在各条战线，涌现出了许多学雷锋的典型人物，许多基层单位创造了不少学雷锋的成功经验。但是，这方面的宣传做得还不够。为了在广大青少年中树立和发扬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风气，要充分运用各种新闻舆论阵地和现代化传播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典型，推广经验，用榜样的力量感召青年，激励群众。

为了推动今年的学雷锋活动，团中央书记处决定，在3月1日组织一次全团集中性活动日。通过开展各种生动具体的宣传咨询、为民服务、公益劳动、岗位奉献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学习发扬雷锋精神，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同时进一步促进学雷锋向经常化、制度化发展。各地要进一步重视总结学雷锋的典型事迹和经验，力争抓出一些在全团有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典型。团中央将在年底前通报表彰一批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