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佰军等18人犯罪团伙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满德利


一、主要犯罪事实
1、主要犯罪形式赌博罪
1998年5月一天，谭奇打电话叫赵凯到蓝月楼，一块见了3男1女4个西安人，在场的还有王宝平（在逃）、姚超英（下落不明）。吃饭中，西安人问铜川能否开百家乐，谭奇说在他的蓝月楼（谭奇系蓝月楼老板）就能开，约好谭奇、赵凯、王宝平、姚超英4人占6股，西安4人占4股（1股1万元），由西安的一个人当总“把子”（负责人），房费、打点费每天2000元。6月，西安的4人带了百家乐赌具和一些赌客来到铜川，在蓝月楼3楼开始了赌博。赵凯和王宝平各入了一股，谭奇、姚朝娃各两股，西安人4股。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芦国庆等人。

1998年7月，因姚超英把台面上的20万元输完而无法给参赌人员兑钱（崩了锅），西安人撤出，蓝月楼的百家乐暂时停了。几天后，由谭奇联系到一家歌厅继续开场赌博，一叫宁宁的人当负责人。开了10天左右，因为没有打点费害怕被查，就又搬回了蓝月楼，谭奇负责打点关系，又开了有20来天，谭奇说风声紧就停了。这期间韩佰军入了一股（1万元），刘文阁在赵凯名下入了半股（5千元）。期间，入股的还有赵凯、谭奇、姚超英、王宝平。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等人。参与护场的人有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权、杨、韩三人在逃，无法查证他们是如何来到赌场的），刘兆强通过杨大军来到赌场负责看门，工资由聚赌人员商议后确定一个数目，用于赌场内看门的、扫地倒水的、跑腿的等服务人员的工资。工资按天算，来服务就有，不来就没有。通过聚赌人员等各种关系到赌场打杂的人很多，与韩佰军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如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为来赌场早、时间长，成为较为固定的服务人员，因此赌场中的这一部分费用就交由韩佰军按每人一天50到100元不等发放，这也即所谓的护场费。

1998年8、9月，由芦国庆出面联系，将百家乐搬到了芦家开的泡馍馆，由韩佰军当负责人，芦国庆负责打点关系。由于被公安机关查处，到9、10月又搬回到蓝月楼，在蓝月楼开了20多天，又被公安机关查处，就停了。有韩佰军、芦国庆、姚超英、李同福、王宝平、赵凯等人入股进行聚众赌博。在赌场参与护场的人有乔满满及权小喜、郭军、杨大军、高强、韩刚等人（均在逃）。每天2000元的房费和打点费，由芦国庆安排使用。每场1000元的护场费由韩佰军负责发放。在此期间，韩佰军开始放高利贷，并叫自小认识的张卫华帮着在赌场管理高利贷帐目。其中韩刚、杨大军主要负责讨要高利贷，也给看门人和护场人员发放工资。

1998年11月，芦国庆联系将百家乐开到了新区春园。当时春园已经开了百家乐，系蔡永宏、刘文阁、姚利、张铜生等几个人于98年9月开的，双方就合在了一处。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李同福、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一直开到99年的4、5月。李同福于1998年12月离开赌场，参赌近6个月。刘文阁于1998年11月退出股份，1999年3月离开赌场到河南开火锅店，参赌近9个月。打点费、护场费和护场人员及工资发放与以前一样。期间，韩佰军继续发放高利贷。

1999年4、5月，芦国庆又把百家乐搬到新区新懋大酒店，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到了6月，芦国庆又联系将赌场搬到万源山庄（万源山庄系杨琳承包经营，杨琳因涉嫌聚众赌博于2001年6月14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保外就医中逃跑至今）。芦国庆和王宝平分别当了一段负责人，其他入股聚赌人员基本没变。2000年2月过年前，百家乐停了，再没开。1999年11月，陈继文通过护场人员郭军到赌场看门2个月，得工资3200余元。韩忠德通过权小喜于1999年7月到万源山庄赌场看门20天，得工资1500元。护场人员有乔满满、张卫华、刘兆强、陈继文、韩忠德及权小喜、杨大军、高强（均在逃）等人。期间，韩佰军从赌场领取的护场费从1000元涨到了1600元，并为护场人员按每人一天50－100元不等发放工资。同时韩佰军继续放高利贷，并让韩刚为其放高利贷，韩刚、杨大军负责讨要高利贷。

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在百家乐赌场共计开设一年8个月的赌博中，韩佰军贷出高利贷金额35万余元，收回本息近60万元，获高息25万余元，涉及借贷高利贷人员20余人。西安参赌人员“大手九”（姓名、住址不详），于1999年6、7月份以其一辆“陕AB6793”号“宝马”牌轿车押给韩佰军，借高利贷8万元。

2、对以上赌博犯罪的法律分析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赌博罪，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聚众赌博”，是指为赌博提供赌场、赌具，组织、招引他人参加赌博，本人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这些人称为赌头，也可能参与赌博，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开设赌场”，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营业性地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奖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以赌博为长业，即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的行为。行为人只要具备以上三种行为之一，即可构成本罪。在本案赌博犯罪中，1、聚赌、参赌的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韩佰军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即开始入股合伙聚赌，历时1年8个月。刘文阁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开始入股合伙聚赌，1999年3月退出股份，亦不再参赌。蔡永宏自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入股合伙聚赌，参赌至2000年2月。2、仅参赌的人有乔满满、李同福。乔满满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参赌1年8个月。李同福自1998年8月至1998年12月参赌6个月。3、在赌场做服务工作领取工资的人有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人。陈继文自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6个月。张卫华自1998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1年2个月。刘兆强自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赌场服务10个月。韩忠德于1999年夏天在赌场服务20天。以上事实说明，在行为上符合赌博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人只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五人。其余人员在赌场均无“聚赌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中的任一行为，只在赌场从事一般的服务工作，其中的下岗工人韩忠德只在赌场扫地20多天，对这些人如果亦以赌博罪定罪，一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罪不服人，使不该受追诉的人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不但达不到打击犯罪的目的，反而有失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对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等五人，应依其各自在赌博犯罪中的罪责分别予以惩处。而对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四人，确认他们的行为不够成赌博罪。

二、本案其它犯罪
一审法院判决还认定罪名7个，涉及犯罪16起。1、故意杀人罪(未遂)一起：系韩佰军因其兄与王瑞杰发生争吵，韩持枪致王瑞杰轻伤。2、故意伤害罪8起：1997年2月22日因权小喜与王建东发生纠纷，被害人马根水得知后赶至权家，刘文阁、韩佰军等人殴打马根水中，刘文阁持刀致马根水重伤；1998年11月中旬一天因被害人张红波与韩佰军发生矛盾，被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及杨大军（在逃）等人致成轻伤；1999年3月5日被害人王林因话费与服务员发生争吵，被杨晓山、任平良致成轻伤；2000年2月1日晚，因被害人梁炜打电话中与韩佰军发生吵骂，被韩佰军等人持刀殴打致成轻伤；2000年4月30日被害人张光宇在乘坐其邻居褚长峰出租车中，因褚长峰将陈继文的女友拉走而被陈继文、郭振、等人致成轻伤；2000年8月24日被害人温西虎、田忠民因手机之事，被赵树卫、张涛等人分别致成重伤和轻微伤；2000年11月11日被害人郭小卫因小费与小姐发生争执，被赵树卫持刀致成重伤；2001年3月22日晚被害人侯瑞平与他人打招呼中发生矛盾并厮打，被张涛持匕首致成重伤。3、抢劫罪一起：1993年冬季一晚，韩佰军抢劫一起打麻将的孙振岐人民币2900余元。4、寻衅滋事罪3起：2000年2月18日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帮忙要债中与他人发生争执并撕打。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持刀致乔百虎、胡玉林轻伤，胡卫军轻微伤；2000年8月29日赵树卫等人被他人纠集后将客运司机李建国打成轻伤；2000年9月5日，被告人乔满满因拉沙子与赵喜正等人发生矛盾，纠集蔡熠、赵树卫、张涛等40余人，致王成阳轻伤，张战强、王银正、马宏强轻微伤。5、赌博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李同福、蔡永宏、韩忠德等人伙同他人聚赌、参赌。6、罗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犯罪一起。7、温爱琴窝藏犯罪一起。

三、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系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被告人韩佰军、乔满满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刘文阁、张卫华构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赵树卫、陈继文、张涛、蔡熠、刘兆强、韩忠德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的解释中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是以“百家乐”赌博场为依托，通过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在以达疯狂敛财目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壮大的。他们以赌场为核心，在被告人韩佰军领导下，人员由开始的乔满满、权小喜、刘文阁、杨大军、张卫华等几个人，发展为后来的20多人，并使得该组织结构形成一个宝塔式的、层次明确的犯罪组织，它的领导者是韩佰军、乔满满。有组织者——较早与韩混集在一起，实施犯罪且为该组织护场、讨债的刘文阁、为该组织担当管帐并积极护场、讨债的张卫华。有积极参加该组织，并参加护场或讨要高利贷的陈继文、刘兆强、韩忠德。有为该组织充当打手的赵树卫、张涛和蔡熠。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该犯罪集团，通过为赌场护场，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由韩给其跟随者分发工资。共计非法敛财达60余万元，在此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才得以坐视为大，以自己的人多、势大，为非作歹。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故意伤害7起、寻衅滋事1起、聚众半殴1起、打伤13人，其中重伤4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胆大妄为，屡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且以赌场为依托，大肆投放高利贷，造成借贷者因无力还贷，四处躲藏，有家难回的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我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以上四点，认为一审判决所述检察机关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组织完全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织特征；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聚敛钱财是为了壮大发展护场组织、聚敛的钱财归护场组织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伙同乔满满、刘文阁、张卫华、赵树卫、张涛、陈继文、蔡熠、刘兆强、韩忠德等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行为及放、收高利贷行为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或不特定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施以重大影响，使正确的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不能施行，公然对抗主流社会，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显属错误。

四、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的法律分析
1、在全案涉及7个罪名的16起犯罪中，共同犯罪12起，单独犯罪4起。犯罪时间从1991年4月至2000年2月近10年时间。以上犯罪，从发案的时间、原因、经过、后果等几方面分析，与韩佰军等人赌博犯罪及这些犯罪之间，一、犯罪意图没有关联性，即促使个案发生的原因没有必然的联系。二、犯罪的主观指向没有共同性，即个罪中各被告人的主观方面没有明确的服从和依赖关系。三、犯罪本身的目的没有统一性，即所有个罪的发生并非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四、犯罪分子之间的结合没有稳定性，即个罪的实施不是始终围绕一些关系密切的固定成员而展开。虽然本案在人数上看似较多，但并没有明确组织、指挥、策划实施这些犯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被告人之间也没有为进行犯罪而结合成稳定的组织形式。找不出在这些犯罪中始终出现、并在犯罪中始终起主要作用的固定成员。韩佰军杀人（未遂）案、抢劫案均系韩一人犯罪。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犯罪均系其他犯罪分子出于个人利益和目的，临时纠集在一起实施的，并非受到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的组织、指挥。从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结识、聚集过程、在百家乐赌场开设、运行中的作用看，韩佰军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人。在1年8个月中，赌场曾换了6、7个地方，每一处地点都非韩佰军等人出面联系。在6、7个地方设赌当中，只有一回系韩佰军充当了负责人，时间有近3个月。其余时间韩佰军只是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聚赌。在赌场中，韩佰军替合伙人发放护场费，在赌场从事服务的一些人员，也非经由韩佰军招募，大多系通过各种关系而来，且无纪律要求，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缺乏组织形式。韩佰军在赌场发放高利贷，也是借机为自己牟利。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韩、乔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者和组织者。聚众赌博本身就具备组织他人参赌的特性，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也在有组织的实施其它犯罪。且本案赌博犯罪又系比较松散的团伙犯罪，全案其它犯罪不是为围绕赌博犯罪而实施的，均与赌博犯罪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其它个罪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与赌博罪没有必然联系的事实，给予了证实。因此，此案不符合人大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解释中的“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第一个特征。

2、此案涉及经济利益的犯罪只有赌博罪1起。韩佰军等人在聚赌、参赌中，所有聚赌人员首先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入股，然后才能从赌场的获利中分得利润。如果这些入股合伙后形成的庄家在聚赌中输了，那么入股人员不仅无利可分，且入股资金也无法收回。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一、只要愿意拿钱入股，就能参与赌场的获利分红，同时自己承担坐庄赔钱的风险。只要想退出可以随时退出，人员可以在聚赌者、参赌者、不再赌之间自由转换。二、除了入股资金是每股10000元的规定外，再没有其它加入或退出的规定和条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三、韩佰军等人并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迫使其它人员入股，也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保证入股者绝对获利。四、除赌博本身这一获利犯罪形式，韩佰军等人再没有实施其它犯罪来非法获利。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除参与赌博、纠集人员维护赌场安全、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这一点具有组织的特点外，韩佰军等人再没有组织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并获取经济利益。

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的主要作用是负责护场，并用从赌场获利中分配的费用给护场人员发放工资。其目的是为了使组成的赌场在内部安全有序，并以此吸引他人前来参赌。这是聚赌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非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行为。所以其具有的有组织的特点是该犯罪具体行为实施上的特点，而非表现在其实施所有犯罪上的特点，也即不是有组织的犯罪。
大陆法系处分原则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民事诉讼的借鉴

董少谋 西北政法学院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处分原则，但同时当事人的处分权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诸如当事人撤诉许可、移送执行、法院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超上诉请求以外判决、自认的限制、法院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等。这种限制的合理性受到理想化的学者的质疑，认为是“处分原则并没有充分或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的作用”，并称之为“使处分原则一直处于非原则或半睡眠状态”。进而认为“从民事诉讼的特性和民事纠纷的性质来看，这些限制都是不妥当的 ”。那么这些限制真的都是不妥当的吗？
处分原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受到诉讼法理论界的重视。理论界对这一原则几乎没有做任何探讨，或很少研究。由于近10年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各自的作用问题，处分原则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对此原则无法从“本土资源”上进行深入的理解，而必须到其“老家”法、德法中寻根追源。

一、法国法中? Ψ衷?虻姆⒄?br>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第一部民事诉讼成文法典，它开创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民事诉讼的先河，其确立的包括处分权主义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由于制定民事诉讼法典时法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权诉权说理论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认为民事诉讼是双方当事人委托法院裁判的一种契约行为，法院应采取不干涉诉讼的被动态度 ，把诉讼的支配权彻底交给了当事人。因此上说，处分原则最初的意义系指诉讼的进行应由当事人掌握，即诉讼当事人有发动诉讼、推动诉讼、放弃诉讼和同意对方主张的权力。自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公权诉权说理论又占了主导地位，奥地利、德国、日本受其影响，克服了法国民事诉讼的彻底当事人主义倾向，认为法官虽应该保持中立，但同时亦应该考虑到法官的职务，强调民事诉讼的公权性质，进而加强了法院在诉讼中指挥运作的职权。因此，现代法国法又反受德国法的影响，倾向于对处分原则的最初意义加上各种限期。尽管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之情形外，惟有当事人提起诉讼”。“在诉讼因判决之效力或依据法律终止之前，当事人有停止诉讼的自由”。第2条规? ā暗笔氯艘?妓咚辖?校?械Ｆ溆Ω褐?鹑危?善溆Π凑找?蟮男问接肫谙蓿?瓿筛飨钏咚闲形?薄４右陨瞎娑?矗?崞鹚咚稀?盐账咚系慕?埂⒅兄顾咚虾椭战岬娜?τ傻笔氯诵惺埂＜蜓灾??傻笔氯死赐平?咚稀５?牵?谙执?ü?ㄉ希?ü僖惨乐叭ㄍ平?咚希?蚨??Ψ衷?蛟谝韵氯?龇矫媸艿较拗疲?br> 1．法官在诉讼的审前准备程序中调查证据权限的加强。在法国的历史传统中，人们向来认为法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仲裁员，而把法官关在当事人划定的诉讼框架内，即不得传唤未经当事人指定的证人，也不得索取当事人隐藏的书面材料。自1935年以来，立法者试图加强法官的权力，加快诉讼进度，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1972年的诉讼法改革要点为在第一审法院内设置准备程序法官，由其决定当事人提出诉讼文件的期限，监督当事人交换书面材料，命令第三人参加诉讼，命令第三人出示与案件有关的书面材料等。1998年底的第1231号法令进一步确认了准备程序法官。由于法官权力的加强，因而对于传统的处分原则应该作新的理解。换言之，应该区别处分原则与指挥调查证据的原则。处分原则系指当事人自己掌握实体法上的权利，即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援用司法程序，落实其权利，也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起诉与否、是否在调查证据之后就把诉讼停止下来或一直进行到正常的高潮即判决为止。当事人用原先请求和追加请求即申请法官决定的事项来划定诉讼的框架。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法国法的改革没有动摇处分原则。但与处分原则有联系的当事人指挥调查证据这条传统规则有了改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处分原则并非不能和纠问式诉讼和平共处。法国行政诉讼虽采用处分原则，但法官推动调查证据。例如，促使被告提出答辩、出示书面材料。1972年推广使用的准备程序法官制度授予准备程序法官特殊的权力，目的是为方便当事人之间进行对立辩论，交换书面材料，消灭拖延答辩现象。（2）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允许法官使用持续罚金“对懈怠或怀有恶意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施加压力 ”，以迫使其提供书面材料。
2．法官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的自主决定权。《新民事诉讼法典》第3条规定“法官保障诉讼的正常进展，有规定期限与命令各项必要措施的权力”。从这一规定看，虽然各方当事人可以对其诉讼进行自由处分，可以要求法官撤销案件，但是却不能阻止诉讼进展，不能强制推迟言词辩论。否则，法官为保障诉讼正常进行，有权行使“自主决定权”取消言词辩论 。
3.法官在确定事实和法律因素上的主动权。1971年至1973年的改革力求明确在案件事实、率档闹ぞ莘绞揭约笆视梅?煞矫娴笔氯擞敕ü俚淖饔谩！斗ü?旅袷滤咚戏ǖ洹返?2条（5）规定，诉讼一旦开始，当事人就其能自由处分的权利得免除法官在法律上做出判决的义务，但除非当事人明示放弃，仍然保留上诉权。这项规定极为重要，直接援用了仲裁制度的原则。换言之，当事人可把法官改变为仲裁员，把他放在双方当事人以合意确定的法律框架内，甚至可以进一步把法官作为仲裁程序中的友好调停人使用。上述条文甚至允许当事人在诉讼开始后放弃上诉权。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4）又规定：当事人得就其能自由处分的权利，以明示的合意把辩论的范围限于某些法律定性和法律点，约束法官。法国学理认为，民事诉讼上的诉讼关系不但牵涉到当事人，而且也牵涉到法官，“当事人虽有权控制诉讼，但法官不是完全中立的、被动的 ”。当事人管事实，法官管法律的提法对于调查证据不完全可靠。因为引证事实总是带上法律色彩的。法定证据制的存在说明事实与法律的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其实，一切争讼都涉及把法律适用于事实的问题。只能说，在提供证据方面当事人起主要作用，在探索应该适用的法律规则方面法官起主要作用。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条与第8条的规定看，“诉讼事实的领域”主要属于诉讼当事人的权限范围，各方当事人有责任援述足以作为其诉讼请求之依据的恰当的事实，这些事实是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之依据的事实。“法官不得以法庭辩论中未涉及的事实为裁决依据”。但是，如果拘泥于“非此既彼”的观点，以为既然当事人在援述事实方面有“排他性权力”，那就要绝对禁止法官插手诉讼“事实”，那样就大错特错了。作为当事人的这种责任的延伸，法官首先应当“考虑当事人可能未特别加以援述、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并可以提出异议；其次“得要求诸当事人提供其认为解决争议所必要的事实上的说明”；最后准许法官亲自进行审查，即使当事人对所援述的事实没有明确表示异议，法官也可以在当事人某种默示异议的基础上对所援述的事实表示异议。

二、德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1877年公布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是继法国民事诉讼法之后的一部重要法典。受法国法的影响，在最初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民事诉讼是具有平等地位、平等能力、完全对等的双方当事各自保护自己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攻击防御行为，国家只是站在中间人的地位上做出裁判而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绝对的当事人进行主义，整个诉讼过程的主动权操在? 笔氯耸种?，法院只能考虑当事人向他提出的事实。自19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公权诉权说理论又占了主导地位，在诉讼中个人的任意处分受到限制，国家干预逐步加强，法院的诉讼指挥权日益扩大。民事诉讼随之发生重大演变，由绝对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加强国家干预。譬如在1950年修改时，传唤上完全取消了当事人的主动权而改为由法院依职权为之等。现在，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条文的实施，作为民事诉讼法基石的辩论主义已丧失大部分意义，而已缩小成处分原则，即法院只能在当事人有申请时才给与救济，而且也只能在申请的限度内给与救济：
其一是《联邦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该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于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这条规则一般称为“法官的阐明义务”。法院违背这项义务构成将上诉理由。
其二是《联邦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8条关于事实说明义务的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和真实的陈述”。按照138条第（3）项的规定，“没有明显争执的事实，如果从当事人的其? ?率鲋胁荒芸闯鲇姓?词保?词游?丫?匀系氖率怠薄?br>但是当事人是否真正打算承认或否认，应由法院确定，所以本规则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联邦德国的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超过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作用则相应减小。联邦德国法的传统观点认为法官的主要任务为找到真情，不是决定哪一方当事人提出最佳的证据。法官为讯问证人，必须在言词辩论之前能知道当事人之间事实争执点究竟是什么。因此，诉讼文件不但应该详细说明应证明的事项，而且应该指出当事人打算用来证明他所主张的事实的方式。证人与鉴定人既由法院讯问，法院能做到所讯问的事项限于法院认为与争执点有关的事实。因此，在讯问证人之前，法院须用裁定说明它认为哪些是争执点以及它将调查哪些证据。为落实上述原则，必须把民事诉讼分成3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为当事人提出诉讼文件；第二个阶段为法院做出证据裁定；第三个阶段为双方当事人议论证据，法院评估证据的价值。在这一阶段中，有时发现必须扩大第一个证据裁定确定的证据范围，原因有以下几种：从调查中得到的证据不能做出结论，或者能取得更好的证据，或者法院对于在法律上什么与案件有关，改变了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再—次做出证据裁定，再淮味灾ぞ萁?幸槁酆推兰郏?敝练ㄔ喝衔?讶〉梅ㄔ核??蟮娜?坎牧衔?埂?br>德国法从理论上区分诉讼的程序问题和诉讼的实体问题。在诉讼程序运作上采取了职权进行主义：凡是与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处分权没有直接关系的如起诉状是否合法、当事人有无资格、有无管辖权、诉讼是否成立、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举证及决定期日等，都视为诉讼程序问题，从诉讼一开始到终了法院不用等当事人申请或抗辩就依职权审查或决定，并且取消了双方当事人运作的审前准备程序。这就防止了诉讼的拖延，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在诉讼的实体（即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对所主张的事实证明）的证据方面，仍然坚持法国法所开创的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当事人决定诉讼的实体内容的权利和法院对当事人所决定并证明的结果做出实体裁判的权力相分离的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正因为德国法既充分注意到当事人在诉讼实体内容上的处分权，又考虑到民事诉讼的公法性质，因而注意了加强法院的职权作用，防止了诉讼的拖延，以加快诉讼。
德国法与法国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诉讼中程序的运作上，是采取职权进行主义而不是采取当事人进行主义。德国法在诉讼程序设计上，把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有权处分的当事人主义与法院对诉讼程序有权指挥的职权进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诉讼模式。如以当事人收集证据和进行举证的诉讼行为来说，法国法虽然具体作法有很大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允许当事人之间在法院不介入的情况下，收集证据或交换证据。而在德国法中，当事人收集证据或进行证明则必须经过法院。当事人收集证据或进行证明，是当事人的权限和责任，当事人主动向法院提出申请，由当事人启动程序；德国法所采取的职权进行主义不仅不否认当事人在诉讼中起决定作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原则，相反法院支持和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德国法这种改革终于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及其法律体系从民法体系中分离出来，使之提高到科学的理论高度。所以被我国著名比较民事诉讼法学教授白绿铉先生认为德国不仅是对法国法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代表了当事人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相结合的民事诉讼发展的总趋势 。

三、我国法中对处分权限制的妥当性法理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处分原则是受法律限制的。这种限制表现为：其一，即我国的处分原则，是依法处分，当事人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二，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其三，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民事利益。并认为我国处分原则与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最大的区别是在确立处分原则的同时，还赋予了处分原则新的内容，即扩大了国家干预制度，法院有权依法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不受当事人处分行为的影响。这种监督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也是符合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的 。对于这种认识，有的学者提出质疑，并列举出处分原则不当限制的二个典型予以批驳：
（一） 对原告撤诉权自由支配的限制
《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或者不按撤诉处理”。从《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看，没有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哪些情形下又应当驳回当事人的撤诉申请。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定，违反法律且需要处理即为撤诉的消极条件。有学者认为“原告撤诉不仅意味着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也意味着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并“很难理解这种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 ? 薄Ｆ涫荡游夜?袷滤咚戏ǖ?11条第（五）项的规定看，由于撤诉后可以再行起诉，因而撤诉仅仅是原告人对自己诉讼中程序性权利的暂时处分，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并没有处分。相反，由于原告的撤诉，被告因原告起诉而进入“应诉状态后”也取得了要求法院判决的权利。如果原告人可以自由撤诉，则被告人因应诉而取得的权利将受到原告任意行为的侵害。而且同一诉讼标的，有再行起诉的烦恼，致使权利关系陷于不确定状态。从国外情况看，法国法的放弃诉讼包括三种情形，即放弃诉权、放弃程序和放弃一项或几项诉讼行为。从具体内容看，放弃程序与我国的撤诉相同，其主要有效条件为被告的接受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设立“被告同意 ”的制度下，建立国家许可制度并无不妥。从完善撤诉条件的角度讲，如能借鉴国外的立法先例，建立被告人同意的许可制度，既尊重了原告人的处分权，又保护了被告人的利益。
（二） 执行程序的职权启动
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申请执行作为权利，当事人既可以申请，也可以放弃。这是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同时，由于有些涉及焦?裆?罴毙璧摹叭?选卑讣??袷滤咚戏ǜ秤枞嗣穹ㄔ阂乐叭ㄖ鞫?岢鲋葱谐绦虻娜ɡ??匀繁５笔氯巳ㄒ娴氖迪帧Ｒ虼松纤担?夜?袷滤咚戏ㄈ妨⒌牡笔氯松昵胗敕ㄔ阂乐叭ㄒ扑拖嘟岷系脑?蛎挥写怼Ｎ侍馐且?逊ㄔ阂乐叭ㄒ扑椭葱邪讣?姆段в枰悦魅罚?宰鹬氐笔氯说拇Ψ秩ā５比欢杂谌ɡ?送?橇松昵胫葱小⒒?谀持衷?虿辉干昵胫葱泻妥栽阜牌?葱械姆ㄔ好挥斜匾??嫒ɡ?诵惺谷ɡ?欢杂诨?诳凸墼?蜃璋?昵胫葱械模??梢采瓒?似诩涑?庵贫龋?ɡ?嗽谡习???蟮氖?漳冢?梢陨昵胨逞悠谙蕖６杂诔??昵肫谙蓿?ɡ?松昵胫葱惺保?ㄔ旱比徊荒芤乐叭ㄒ扑椭葱小?br>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受实务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有一种倾向企图以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这种简单的理论划分将各国民事诉讼体制套入其设定的诉讼模式之中，并尽而得出当事人主义是符合民事诉讼内在特征的诉讼模式。其实，从法、德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发展趋势看，各国为了解决民事诉讼中日益突出的拖延诉讼问题，限制程序中的任意处分以换取效益，已经由最初绝对的放任当事人主义逐步转向相对的限制当事人主义，特别是在诉讼中的程序问题上早已加大了法院的干预，限制了当事人对程序问题的处分。这一趋势特别值得我国搞民事诉讼法的同仁注意。

1. 张卫平著：《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中国民商法网。
2.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1995年3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第68页注。
3.法 让·文森等著《法国民事诉讼法讲义》上册，罗结珍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579页。
4.法 让·文森等著《法国民事诉讼法讲义》上册，罗结珍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580页。
5.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38页。
6.谢怀 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第5页。
7.白绿铉著《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第6页
8.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1992年法律出版社，第96页。
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7-68页。

9.张卫平著：《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中国民商法网。
10.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395条。
11.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被告一旦进入“应诉状态后”，原告撤诉需经被告同意；在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已为言词辩论后，原告撤诉则应征求被告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