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了沉默权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人民主权原则要求公民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查处犯罪，故产生证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的双重强制制度，还决定了此与古代的“连坐”在性质有根本区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本居于两者中间，但基于伦理、血缘、利益密切性及期待可能性等方面考虑，将之归于被告人一方，适用“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不适用强制到庭，此亦决定了这与古代的“亲亲相隐”有根本区别。视听资料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列，使之成为利器的同时，也为侦查机关非法收集之留下空间。

全文共计8589字（含注释1451字）。

关键词：

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双重证明责任、双重强制制度、亲亲相隐

引言：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这是1996年全面修订刑诉法16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此次修正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重大调整，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明文规定了公诉机关和自诉原告负举证责任；2、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且排除的范围由原来的言辞证据扩展到物证，书证，这实质上规定了公诉机关的“证据本身的有用性和取得程序的合法性”的双重证明责任；3、明文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和强制发表证言，即证人作证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4、新增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窃听”、“窃摄”披上合法外衣。四者蕴含的立法思想的冲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保护与打击的争议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2]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3]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二战后，国际社会为避免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等践踏人权的历史重演，召开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此基础上，于1966年12月16日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普遍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受传统秩序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上面提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为顺应历史潮流，与国际接轨，实现该公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政策调整和法律修改——首先200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党的十六大紧接着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

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看出，自由无疑是人权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利，处于现代法律价值位阶的顶端。而刑诉法又是与自由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法，故刑诉法可以说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具影响力的法，这决定了刑诉法确立该原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此次修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新刑诉法，虽然2004年修宪时就已确立之，但我国宪法一般不能直接用于司法裁判，故此次修订是对该原则的具体落实，使之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在此影响下，新刑诉法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修改，笔者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起源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现状

刑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在1791年12月5日通过的《权利法案》中在宪法高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一系列原则，其第四条规定了反对非法搜查的内容，第五条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审判必须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等内容[4]。这是历史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早立法，其所体现的保护人权，防止公权力滥用的价值取向对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随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审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宪法规定转变为刑事司法实践。在1914年的Weeks V U.S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在判决书中首次运用了这一规则，判决书写到：“如果信件和个人文件能像这样（指非法搜查和扣押）被没收和扣押并作为被控告犯罪的不利证据的话，第4修正案所宣称的保护公民免受这样搜查和扣押就没有任何价值……使犯罪受到惩罚的法庭和官员们的努力工作，尽管应受到表扬，但不应该牺牲经过多少年艰辛奋斗而最终体现在基本法之中的重大原则为代价”[5]，最高法院明确宣布使用此类方法获得的证据是对被告宪法权利的蔑视。美国联邦法院虽然很早便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各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选择适用之，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Mappov案时作出裁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的诉讼。[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终于在全国范围得到确立和适用。美国由于深受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采取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不论其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无论其是形式不合法还是获得手段不合法，一律排除。此规则到后来直接衍生出“毒树之果”理论，将由非法证据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划为非法证据范畴予以排除。

“虽然受到英美法系程序正义观念的冲击和两大法系融合趋势的影响，但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模糊不已，远不如美国坚决”。[7]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但对于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的效力问题却无明文规定，对于通过非法言词证据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采用，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在实务中做法也不一致。法国也规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取得证据，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过程

虽然我国在1979年刑诉法第三十二条中就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其效力如何、是否采用则无明文规定，1996年修正刑诉法时，亦是如此。直到1998年12月16日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才正式确立了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原则[8]，但据此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则不在排除之列，即“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不成立，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有空间。

2012年3月修正的新刑诉法，在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检察院和自诉人承担[9]的同时，在第五十条还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标志着我国对“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正式肯定和确立，也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根据这一原则，侦查人员当然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所以新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言辞证据当然排除的同时，还规定了物证、书证亦可排除[10]，堵死侦查人员制造“毒树之果”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尽管新刑诉法仍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但亦未规定拒绝回答的法律责任，因为规定之是“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所不容许的，“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1]，故笔者认为，我国现在表面上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沉默权”已经确立，从而使“应当如实回答”变成了纸老虎。

四、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之合法性

（一）证人的双重强制制度

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2]，同时还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或到庭后拒绝作证的，最高可处以十日拘留[13]。这些规定确立了证人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以下简称双重强制制度）。关于鉴定人，虽未规定可双重强制，但规定了不出庭则鉴定意见失效的制度[14]。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邮政通信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邮政通信管理，维护正常的邮政通信秩序，促进邮政通信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适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邮政通信工作的领导。将邮政通信设施的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市邮政管理局是全市邮政通信工作的主管部门，在国家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市邮政通信行业管理工作。
区、县（市）邮政局在市邮政主管部门授权范围内，管理本地区的邮政通信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协同做好邮政通信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邮政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市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邮政企业的监督和业务指导。
第六条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邮政通信设施、维护邮政通信安全和畅通的责任，并有权制止、举报破坏邮政通信设施和危害邮政通信安全的行为。

第二章 邮政业务及管理
第八条 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对邮政通信市场、集邮市场，邮政用品用具的生产监制，通信用信封、明信片生产监制，实施行业管理。
第九条 邮政企业专营下列业务：
（一）信函、明信片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寄递（含速递文件业务）；
（二）机要文件和机要刊物寄递；
（三）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资邮筒等邮资凭证的发行；
（四）普通邮票的销售与集邮品的制作和发行；
（五）邮政编码簿的编印和发行；
（六）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由邮政企业专营的其他邮政业务。
第十条 邮政企业经营下列业务；
（一）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递；
（二）国内报刊发行；
（三）邮政汇兑；
（四）邮政储蓄；
（五）国务院允许经营的其他业务。
第十一条 非邮政企业和单位经营国务院和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批准放开经营的邮政业务，应向市邮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经营许可证或批文并依法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后，方可经营。
市邮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批复。
第十二条 经营邮政业务、集邮票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集邮票品交易市场，应当遵守邮政通信法律、法规，接受邮政通信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业务必须经邮政企业委托。
代办邮政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执行有关邮政业务规则、资费标准和服务标准，接受邮政通信主管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销售自制集邮品，销售普通邮票须经邮政部门委托。
第十五条 生产通信使用的信封、明信片、邮包封装盒和信报箱，必须经市邮政通信主管部门监制。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通信行业标准的信封、明信片、邮包封装盒和信报箱。
第十六条 邮政企业和其他经营邮政通信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销售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禁止流通的邮票和集邮票品；
（二）低于面值销售邮票或者在新邮票发行期内高于面值销售邮票；
（三）违反国务院邮政通信主管部门的规定提前出售邮票和集邮品；
（四）销售非邮政企业制作的集邮品；
（五）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进出口业务；
（六）伪造、冒用、转让、转借、涂改批准文件、监制证书或者经营许可证。
（七）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邮政通信业务。
第十七条 邮政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应依法持证（二人以上）进入经营邮政业务的场所进行检查。可以检阅资料，收集和依法登记保存证据。
第十八条 邮政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禁止寄递或限量寄递物品的有关规定。
不符合规定的邮件，邮政企业不予收寄。

第三章 设施规划与建设
第十九条 邮政通信主管部门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制订邮政通信专业规划及分期实施计划，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经批准后实施。房地、规划等部门应优先办理征用、规划、施工等手续。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开发区、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机场、车站、港口等工程，应当同时规划建设与之配套的邮政通信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将邮政通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配套建设的邮政设施用房，建设单位（产权单位）应按综合成本价售与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安排使用，邮政设施用房不得改作他用。
建设单位应当通知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参与规划、设计会审和竣工验收。
第二十一条 邮政企业为方便用户应当统一规划、设置邮亭、报刊亭、邮政信箱（筒）。
城区邮政局（所）每处按五百米至七百米服务半径设置。
乡、镇应当设置邮政局（所）或代办所；有条件的村可以设置代办所或乡邮员。
第二十二条 新建居民住宅楼应当由建设单位设置信报箱或收发室。
已建成的居民住宅楼未设置信报箱或收发室的由建设单位或产权（管理）单位补建。
已损坏或不能保证邮件安全的信报箱，其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维修或更换。
第二十三条 因城市建设或其他原因需要拆除邮政设施，建设单位应与当地邮政局签订协议，解决临时性过渡用房和承担有关费用，负责就地或就近恢复相当的邮政设施。
第二十四条 机场、港口和较大的车站、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应当提供办理邮政业务的场所，邮政企业应当提供服务。
大专院校、大型企业等需要设置专门邮政服务机构的，应当提供办理邮政业务的场所，由邮政企业提供服务或委托其代办邮政业务。
第二十五条 邮政企业根据城市规划和社会需要设置的报刊亭、邮亭、信箱（筒）、阅报栏，有关部门应当提供安置所需要的场地。
第二十六条 邮政企业应当加强邮政设施的检查、维护和管理，保证邮政设施完好。

第四章 服务、监督与保障
第二十七条 邮政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代办邮政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中断正常的邮政通信业务；
（二）擅自将邮政通信设施改作他用；
（三）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乱收费；
（四）出卖、出借邮政专用品；
（五）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谋取私利或刁难用户；
（六）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冒领汇款或从邮件中窃取财物；
（七）野蛮装卸、违章作业、撕揭邮票等；
（八）利用邮政通信渠道进行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活动；
（九）人为延误和错投邮件；
（十）故意拖延支付邮政汇款或强制进行邮政储蓄；
（十一）限制用户使用、选择邮政服务项目。
第二十八条 邮政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用户交寄的邮件、汇款和储蓄存款，负有保密和保护的责任，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用户使用邮政业务的情况，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邮政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公布服务范围、禁（限）寄规定、邮件规格标准、资费标准、营业时间和监督电话。
邮政营业窗口应当有标准信封、明信片和邮包封装盒出售。
一等支局应当设立服务台。
第三十条 邮政企业应当执行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有关邮件、报刊传递时限的规定，保证邮件、报刊传递质量。
邮政企业应当保证邮政汇款的及时兑付。
第三十一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用户，可以申请邮件、报刊投递，当地邮政企业应当予以登记，并主动上门服务，自登记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安排投递：
（一）有投递的通行条件；
（二）有公安机关统一编制的门牌号数；
（三）已设置信报箱或收发室；
（四）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办理中外文名称登记的，已办妥手续。
对尚不具备通邮条件的，邮政企业可以将邮件投递至用户与邮政企业指定的已通邮的邮件代收点或者用户租用的信箱。
用户不具备通邮条件，又未与邮政企业商定妥投方式的，邮政企业可以退回寄件人。
第三十二条 新建单位、居民住宅，其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到当地邮政局办理邮件投递手续；用户变更名称、地址，应当到当地邮政局办理变更改寄手续；房屋改造、装修应当及时恢复门牌；新建房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编制门牌号数。
第三十三条 地名管理部门设置的街道名称牌、单位门牌，应当附印邮政编码。
第三十四条 邮政企业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和条件约定投递位置、方式或其他特殊服务项目。享受特殊服务项目的用户，应当依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服务费。
第三十五条 邮政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应当接受用户的监督，邮政企业对用户的投诉应当在十五日内予以答复。
第三十六条 用户对交寄的给据邮件和交汇的汇款，可以在交寄或交汇之日起一年内，持据向收寄、收汇的邮政企业查询。
邮政企业自受理查询申请之日起，对本市范围内互寄的邮件十五日内；本市与省内或本市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互寄的邮件两个月内，其中本市寄往青海、西藏、新疆的邮件三个月内；国际邮件六个月内将查询结果通知查询人。查询期满无下落的，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先予赔
偿。
自赔偿之日起一年内，查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邮政企业有权收回赔偿：
（一）属用户的责任或者所寄物品本身的原因造成给据邮件损失的；
（二）除汇款和保价邮件以外的其他给据邮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损失的。
第三十七条 收件人接收给据邮件时发观封皮破损，应当场声明并核对内件，属邮政企业责任造成内件短少、丢失、损毁的，邮政企业应当按规定赔偿。
第三十八条 由于收件人单位收发人员的过错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或者汇款被冒领的，收件人单位应当先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然后由单位向有过错的收发人员追偿。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妨碍邮政通信的行为：
（一）损坏邮政设施；
（二）在邮政局（所）门前、邮政信箱（筒）周围和邮政车辆必经通道堆放物料，摆摊设点；
（三）私自开启邮政信箱（筒）或向邮政信箱（筒）内投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等危险物品及其它杂物；
（四）扰乱办理邮政业务场所的正常秩序；
（五）伪造或冒用邮政专用标志和邮政专用品；
（六）阻碍邮政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七）非法检查、截留邮件或拦截邮政运输工具；
（八）妨碍邮政通信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委托擅自办理邮政业务的，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将收寄的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及收取的费用退还寄件人，并视情节轻重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销售，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同时规划邮政通信设施的。由城市规划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或产权（管理）单位限期补建、维修或更换。逾期不补建、维修或更换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逾期不维修或更换又不能保证邮件安全的，邮政企业可书
面通知产权（管理）单位派人到邮政企业领取邮件。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违反第（三）项规定的，由物价部门依法查处；违反第（四）、（五）、（六）、（七）、（八）、（九）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对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并追回其所获财物退还用户，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按规定予以赔偿；违反第（十）、（十一）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三）、（四）、（六）、（七）、（八）项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予以清除；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
下罚款，并没收有关物品。
第四十七条 由于邮政企业的责任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或邮政储蓄存款、汇款被冒领的，邮政企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向用户赔偿损失或采取补救措施。
第四十八条 邮政通信主管部门、邮政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邮政通信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将邮政用房改作他用的，建设单位（产权单位）可以要求其按市场销售价补足差价。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用户与邮政企业就有关损失赔偿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邮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