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哲学思考
————自由意志的视角

田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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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法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到目前发展已有20多年。我们确实颁布了不少法律，而且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立法本身的思考方面，却显得有些不足。而自由意志作为法的核心，为在哲学层面上去帮助我们思考立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关键词] 立法；哲学思考；自由意志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但却不是它的先知或预言家。如果哲学家们愿意的话，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标，即在我们的法律之内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们的身上。”
——————罗纳德•德沃金
一、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将“自我规定的普遍性”看成“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由于是以“无限形式的自身”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的，所以它不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为的”。 “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他认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性的那精神的世界。”[1]（p10）“自由即意志的根本规定”。[1]（p11）黑格尔继而强调：“意志只有作为能思维的理智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志，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原则。”[1]（p31）从而引申出：“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p36）
我们知道，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并且即使在客观性中同时仍然留守在自己那里。“除了在其中客观性只是作为直接现实而存在的那意识的形式方式以外，这种活动是理念实体性内容的本质的发展。”[1]（p36）在此，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在其《法学导言》 所给出的定义，康德的要点为：“限制我的自由或任性，使它能够依据一种普遍规律而与任何一个人的任性并行不悖。”黑格尔指出，这个定义一方面只包含否定的规定，即限制；而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肯定的东西——普遍规律或所谓理性规律，一个人的任性和另一个人的任性的符合一致——则归结为人所共知的形式的同一性和矛盾律。这一原则一旦得到承认，理性的东西自然只能作为对这种自由所加的限制而出现；同时也不是作为内在的理性东西，而是作为外在的、形式的普遍物而出现。他认为这种见解完全缺乏思辩的思想，而应该为哲学概念所唾弃。
在笔者看来，立法者们无非是将一种意志，不管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具有与此相关知识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在技术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归纳、总结，使这种意志以一种比较完美的书面表达形式呈现在每一位国民的面前，使其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福祉服务的同时，也使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得以现实的外化。因此，与其说立法是一种世界观的反应，倒不如说其更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

二、立法——自由意志现实性的外化
法治理想国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有理想的法律。这里的法律当然是指实在法，而非应然层面的法。我们知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就是贤人政治，他主张一个有智慧和有治国知识的哲学家当国王，而不是只靠法律来统治。柏拉图显然是在看到法律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以后才有此奇想的。假如当初的法律都是按照公正的理念而制定，情况则另当别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立法永远也少不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自由意志。这就把问题推给了我们的立法者们，应该秉着什么样的原则和理念和原则立法，才能达致理想的法律呢？
首先，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到法律的效力。制定出的法律，如果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则如同没有制定一般。对此，德国法哲学大师拉德布鲁赫说：“法律的设置必须服务于一种意志，对每一种与之背道而驰的法律观，都可能执行这种意志”，“社会或国家的每项个别法律命令，只有在它不‘纯粹停留在纸上’时才能被视为‘有效的’法律。此外，即使法律或许也由于违法行为列外地被打断，它仍会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只有这种法律，同时也包括一切由有法律设置资格的意志所设置和执行的法律，方是有效的法律。”
其次，规则制定者们应该随时想到，他们所立之法并非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人民公意的体现，是整个国家意志的体现。“任何法律都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道德宣示，统治者必然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确认社会的公共道德准则，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法律有时应该尽力避免为了政治意图而牺牲大多数人的意志，法治社会应坚决排斥把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因为，当立法与政治的意图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体现当权者个人和集团的意志。立法者制定规则的立法意图是什么，这问题很重要。实际上，立法者们常常倾向于以“代表性意图”取代“大多数立法者的意图”，要他们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理选择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有时候权衡取舍是在少数几个人之间完成的，这时，个人意志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立法者别忘了他们是代表人民立法，他们的立场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而非偏向个人道德与信仰，他们代表的绝不是任何具体的、私人的意图，而是抽象的一般人的意图，一个合理的人出于理性的思考。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
再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意志从而达致普遍的效力呢？一项规则要获得人们普遍地遵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去遵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规则内容上是否公正；另一方面就是由内到外的公正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的普遍一致的行动指南，此时，人们自愿去遵从。当然，后者乃人们所愿。这需要规则制定者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一项规则脱离其个别的、具体的形态而上升到“类”的高度呢？规则的制定者无疑是不能拘束于一人一事，因此，规则应该是抽象的。哈耶克认为：“抽象规则在大多数特定事实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具有行动指南的意义”。他说：“首先，大社会中所有那些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一般且抽象的；其次，这些一般且抽象的东西只会限制而不完全支配我们的决策。”他既而认为：“人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同一个文明的成员并能够在一起和平的生活和工作，实乃是因为在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的过程中，那种驱使他们追求具体结果的金钱驱动力也受到同样的抽象规则的指导和约束。如果说情绪和驱动力告知了人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约定性规则则会告知他们以何种方式才能获得允许他们得到这种东西。行动（action）或意志行为(act of will)，始终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和个别的事件，而知道这种行动和意志的共同规则则是社会的、一般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因此他说：“尽管从个人在追求相似的东西这个意义上将讲有着相似的欲求，但是一般来讲，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特定事物。个人间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协调并能够被融入一个共同且持久的社会模式之中，实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同样的抽象规则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特定情势进行回应。”
最后，规则的制定者们还应该随时记住，立法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势，正如《法国民法典》对于希腊人是没有用的。法律亦需要培育的土壤，脱离现实生活，法律便无生命力可言。这需要把哲学与社会学联系起来，因为毫无疑问，任何立法都是相对于有限、暂时的事物而言的。没有永恒的规则，法律应随时因势而变。企图制定万古不变的规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规则生于历史与未来的结合处。对规则产生的根源进行探求，甚而去演绎规则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很必要的。而要做到这样恐怕也是极不容易的，立法者们有时得寻根究底地探求法律规则的演变历史，而不可能对规则由来的历史不闻不问。

三、立法的再思考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支，我们的立法一直逃脱不了德国的模式。就如黑格尔追求一种绝对精神、绝对概念以及终极理性一样，我们似乎也学会了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辩到思辩的习惯，很多法律不是通过大量的采集资料、实地调查来制定的，而是所谓的立法家在书房冥思苦想或者在所谓的立法会场上讨论出来的。殊不知，法律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笔者很欣赏黑格尔看到了法里面人的意志因素，因为这是法的一种本质所在。但是，我反对就法律论法律的思维模式。追求一种思辩的乐趣和形式上的完美是他致命的弱点。所以《德国民法典》相对于《拿破仑法典》来说，显得极其抽象、晦涩，让普通民众看不懂，这样怎么能像后者那样，能够让法国农民在煤油灯下诵读其之理想场面。　
社会公正是人们普遍认同并追求的崇高社会价值，也是立法者通过法律法规努力想实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首先，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法律法规是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的特殊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广泛调整，使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多变之势。为缓解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政治、经济、行政、道德等手段引导或干预，但是，对于那些反复出现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矛盾，法律法规以其规范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点，具有其他社会手段不可代替的作用。
其次，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就是从相互利益冲突中寻求最佳平衡点，以求实现社会矛盾的辩证统一。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都是相互利益关系的冲突，且大多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因而它们又相互依存，具有矛盾的同一性，运用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既不可放弃原则，盲目中庸调和，也不可主观轻率地肯定某种利益或否定某种利益，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抓住矛盾的本质及其规律，努力寻求既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又兼顾其他阶层利益的共同点，即社会矛盾最佳平衡点，实现法律法规的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所寻求的最佳平衡点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同时又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真理是客观的。立法活动通过在相互利益冲突中寻求最佳平衡点，体现其公正性，符合社会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真理又是相对的，法律法规的社会公正也是相对的：其一，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其二，它建立在现实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范畴；其三，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其不可能达到每位社会成员的期望值；其四，只能调整现存社会矛盾，难以阻止新的矛盾出现。因此，立法者要坚持与时俱进，法律法规出台后应适时修改，不断完善。
总之，由于人类有着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意志，故而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自己为了建立一种有秩序、各得其所的社会以便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就在制定这种游戏规则的时候，法律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首选。因此，立法永远也脱离不了人的因素，即使是在法治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对立法本身进行思考，使其不至于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拥有真正融于生活且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定在。

参考文献：
[1] [德]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
[2] [美]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 [德] 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 [英] 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5] 曹刚著：《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2005级法学理论法哲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最近，因“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包括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检察日报、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导，而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律师及普通网民在内的各群体的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前不久，笔者也特意写了一篇博文《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该博文部分观点随后被有关媒体引用。笔者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不再赘述，现主要阐述“因醉酒驾驶问题涉嫌的‘危险驾驶罪’中存在的共犯（本文中“共犯”均指“共同犯罪”）问题”。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构成的共同犯罪。

现结合高晓松醉驾案进行分析：

一、假设与高晓松一起喝酒的朋友A先生在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时主动劝其喝酒，且在高晓松准备开车回家时未加以阻止，从而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A先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其劝酒行为应该属于高晓松“危险驾驶罪”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A先生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也应知高晓松有开车回去的可能而劝其喝酒，并在明知高晓松驾车回家的情况下未加以阻止，从而放任了其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在刑法理论上可以称之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A先生确实实施了劝酒行为，并对高晓松醉酒驾车行为起到了一个推动或者帮助的作用，且在其醉酒驾车时未及时阻止，置该醉酒驾车行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再次，从犯罪客体方面分析，A先生所帮助的实行行为（即高晓松的醉酒驾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综上分析，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但由于A先生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性的作用，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假设高晓松的朋友B先生做东请高晓松等二、三个好友一起喝酒，但B先生并未劝酒，只是在高晓松醉酒之后将其送上车或者目送其开车回家，B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B先生也应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理由为：B先生在客观上为高晓松的醉酒行为提供了帮助，而且喝酒的人数少，B先生应尽到注意的义务。而B先生在明知或应知高晓松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而未加阻止或将其送上车，说明B先生在主观上应当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会发生但却放任（或希望）这种犯罪行为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结束语：

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但是笔者认为：无酒虽不成席，但因为喝酒开车丢了性命或者使他人丢了性命，那都是让亲人痛不欲生的事情。正所谓“司机一滴酒，亲人一滴泪”。

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入罪，如今已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那么我现在想提醒的是：请勿将醉酒驾车的责任让驾驶者一个人扛着，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在他喝酒时您就应该及时制止，或者在他喝醉酒开车时也要极力制止。不管您是否真的会构成犯罪，但他毕竟是您的朋友。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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